拙著《墓志所见唐朝的胡汉关系与文化认同问题》（中华书局2019年版）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墓志所见唐朝的民族关系与文化认同问题”的最终成果。其中的“民族关系”现改作“胡汉关系”，后者较前者更能反映唐朝的现场语境，这也是古史研究中词语采用的基本规则。全书由“高车·拓跋族系的南下与政治认同之干系”“吐谷浑人入主汉地后的命运”和“粟特人在汉地的生存方式”三章及其下的十节组成。我将这些进入唐朝控制范围的族系成员整理成三条线索，以墓志资料为中心，结合传世文献，探讨这些外来者步入汉地之后的族属文化及其与主体社会接触后出现的诸种情况。

　　胡汉关系、士庶问题是中国中古时期贯穿整个社会的两大主线，也是今人理解那个时代风貌的两个主旋律。就唐朝而言，其胡汉关系与魏晋南北朝不同之处在于：由于王朝一统化政局的出现，这种关系被置于政权的支配下并受国家的强力影响，因而其背后展现的是国家意志。这与此前中原王朝解体、国家不在场导致的胡系政治集团支配的“双轨制”“二元制”格局形成了鲜明对照。在这种场域下，胡汉关系的趋势与国家强力的牵引，存在正向对应的关联，这构成了我们理解唐代（至少是唐前期）的基本内容。然而，这种走向并不否认胡汉关系中那些复杂而具体呈现出来的诸多成分，尤其是不同族性与文化之间引生的龃龉、矛盾和博弈。有鉴于此，本书避免采用“汉化”一词表达相近内容，意在阐明这种关联远较“汉化”更能接近历史的实态。

　　就本书讨论的这三条线索而论，高车以是云偘、贺拔亮家族为代表。他们的族属、文化与王朝的政治结合而衍生的变化，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那些步入中原的草原人转型的主导趋势。当那些活跃在草原纵深之地包括高车人在内的部落民遭遇南下、西进的鲜卑拓跋势力之时，就意味着草原诸种势力之间新一轮纵横捭阖的开启。与此前匈奴人及同时期柔然、哒人不同，拓跋人选择的政治道路是从草原指向中原，其国家政权的建设随之出现的是中原王朝对草原帝国的转型或替代。这个转轨表现在上述家族身上，是以他们跟从拓跋政治，即通过仕任朝廷官职的变迁而呈现的。同时，又促进了贺拔亮家族与汉地望门大族的联姻而走上了融入。与此对应，吐谷浑王族步入汉地的道路，则是他们依从唐朝北部防御战略的安排而驻守灵州，从唐廷宗室与其“和亲”联姻，转而被朝廷任职所替代，吐谷浑王族由此成为唐朝属辖而丧失了旧有地位。源自西域腹地的粟特人，有的随同东突厥降附唐朝（如安菩属部），有的呈群体或散户的形式汇入汉地。他们因自身条件的差异，于汉地生活的场景多有不同，安菩、何文哲以仕任朝廷官职与国家协同，六胡州之胡人则挣扎于边地而各有选择，以至于混迹后期的河朔或走进了沙陀。

　　这三条线索标识的胡人进入汉地的路径虽然多样和歧异，然而纷繁复杂背后的主导趋势则多有趋同。那就是遭受汉地主流社会的牵引甚至主导，表现在族性与文化的选择上，即与主体文化对接。对接之所以产生，是不同文化的人群相处在一个特定社会之内。然而，对接的方式与人群多寡尤其是与他们依托的国家政治体的规模、性质等要素密切相关。作为以中原拓向四方主掌全局的唐朝，这三条线索成员进入汉地，如果说是云偘、贺拔亮家族伴随北魏尚保有“入主中原”的味道，但这也仅仅限定在中原支配王朝的形成之前。换言之，他们进入汉地，都是中央王朝的开拓行为产生的结果，因而他们族性、文化的维系和转型，与王朝的拓展政治如影随形。由此，本书讨论的胡系人群与王朝国家自身形成链接，并深受国家行为的制约，就成为我们理解那一时段胡汉关系的基本特质。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