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籍于宁波府慈谿县金川乡官桥村的陈氏家族，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功于民族、国家的著姓望族之一。传世文献有关官桥陈氏族源及早期传衍的记载，虽众说纷纭且迄无定论，但其有迹可寻的信史，可以追溯到清代同治（1862—1874）中叶。彼时，家境贫寒的陈士芳（？—1886），不知疲倦地贩卖茶叶于浙赣两地，并因此逐渐成长为杨鲁曾《官桥陈氏族义田会记》所界定的“中人之家”。降及光绪（1875—1908）初年，陈士芳鉴于长途贸易既异常辛劳又充满风险，自身年事已高且长子懿宝（1842—1880）、次子振家又英年早逝，遂不再以贩卖茶叶为业，改而与南昌熊氏等若干江西本地人合办典当行、钱庄于义宁州、山口镇等地，同时又在官桥老家饬族规、创义田、扩义塾、兴水利。这就不但进一步增加了家族资产，也使得官桥陈氏的商户色彩渐趋淡化，社会形象大为改善。

　　通过参与地方公益事业而与其商户身份相切割，陈士芳的这一意图和做法，为其少子陈依仁（1866—1914）所理解、承继与发扬。于是此后，陈依仁一则厚待故旧，无论是其业师袁劼甫病卒杭州抑或其中表叶源深客死芜湖，皆即刻远道奔赴，护持棺柩返归故里，故其行谊为乡里所推重。二则积极推进公共设施建设，其突出事例便是建议开浚官桥浦，“俾附近铁轨经过之地，不致以北面群山下注之水遇潦无泄”。三则投身地方自治运动，不但在清廷下诏预备立宪之前就已被推选为金川乡“公益社”的社长，即便是在自治运动无疾而终之后，陈依仁对于乡政措施仍一切引为己任。尤为难得的是，陈依仁在光绪十二年（1886）主持族务后，根据其本人与从子陈训正（1872—1943）的不同性情做了明确分工：20岁的叔父以家事琐屑自任，15岁的侄子则被要求专心读书。尽管这一分工涉嫌侵占族产（其后陈依仁又将其长子陈布雷过继早已病故的二兄陈振家），却成为官桥陈氏族内的两大房支——陈孟房、陈季房（实则包含仲房）分途发展的起点，其所确立的多元化、立体化的隆家之道，在事实上奠定了官桥陈氏最终脱颖而出的基础。

　　相比较而言，陈训正对于提升官桥陈氏族资门望的贡献，显然远在其祖士芳、乃叔依仁之上。协助宁波知府喻兆蕃推广新式学堂的清末举人，全程参与辛亥宁波光复之役的主要功臣，主持编纂民国《定海县志》《掖县新志》的方志名家，合作创办并具体负责《宁波白话报》《天铎报》《商报》日常事务的著名报人，20世纪20年代末浙江省务委员会委员兼杭州市市长，这些都是陈训正成年后曾担任的社会角色或具有的政治身份。尽管这些角色和身份的背后隐藏着他个人太多的无奈、委屈甚至不堪，却完成了官桥陈氏由溪上商户到两浙豪族的族性转换，并促成了陈氏门风从重商到崇儒的转向。

　　对于乃叔涉嫌侵占祖传族产这一行为，陈训正未尝公开表示异议，始终与陈依仁一家保持着密切来往，并提供诸如为陈布雷辅导功课之类的力所能及的帮助，也因此被陈季房诸弟妹尊称为“大哥”，而陈布雷在所作日记中亦尝坦陈自“髫龄受业，以迄于出外就学，乃至成人，以后作人作事，罔不沐大哥之教诲”。在以实际行动促进家族团结的同时，陈训正又多次编造官桥陈氏的光荣前史。目前所知，陈训正此举始于1918年窆封其父懿宝于大枫塘之时，好友冯君木（1873—1931）受其所托，在所作《陈府君墓表》中遥尊明人陈荩为官桥陈氏之始祖。但或许是嫌陈荩名头太小，时至1925年，陈训正又在《吴缶老为陈季生七十征诗，歌以似之》诗末自注中，转而改称本族乃浙东名族鄞县走马塘陈氏的旁支：“季生，镇海人，系出鄞走马塘陈氏。余族亦走马塘旁支，自奉化来迁者。”诸如此类的前后不一，虽使陈门子弟在追述家族源流时往往无所适从而言人人殊，但陈训正粉饰族源、虚构族史的用意或可理解。

　　1927年5月，一介布衣陈训正以文才为凭借，被擢为浙江省务委员会委员，尔后，既尝两度就任杭州市市长（1927年1月至1928年10月、1930年12月至1931年4月），也曾短期供职于国民政府文官处。1934年5月，陈布雷（1890—1948）在历经长达七年的被考察之后，正式成为最受蒋介石宠信的智囊、文胆。假如说陈训正在1927年5月的骤然富贵，标志着官桥陈氏完成了从溪上商户到两浙豪族的族性转换和由重商到崇儒的门风转向，那么，陈布雷自1934年5月起晋身权力核心圈的这一职位变动，则又将官桥陈氏家族的发展推向新阶程。一方面，部分陈季房的族人和姻亲，例如其七弟陈训惠（1910—1978）、妹夫翁祖望（1896—1953），就在陈布雷的卵翼下，1938年夏相继自浙至渝，分别任职于侍从室和参事室；另一方面，此前相对独立发展的陈孟房和陈季房，日益频繁地互为奥援。也就在这种背景下，淡出官场多年且正忙于编纂《鄞县通志》《慈谿县志》的陈训正，1939年3月68岁时，被“选派”为第一届浙江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并任职副议长（1942年11月又升任议长）。至此，官桥陈氏的演进态势，首度从“单枪匹马”变为陈孟房、陈季房的“比翼双飞”，其族性也再次发生转换，从区域性的两浙豪族跃升为海内望族，亦无怪乎陈训正在所作《晚山人集·哀匡篇》中以“儒门”自居：“匡名毋霸，长儿建风次子。五岁就傅……短短三年中，朝攻夕复，依书为命，虽未足与吾玄要，不愧儒门后也。”

　　回望同治中叶以降官桥陈氏家族的演进轨迹，大抵可以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为界，将之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此之前，一言以蔽之，就是陈氏户经商致富后急于购置田地，努力转型为士人之家；而在科举竞选制被废后，缺乏家世背景和政治倚托的陈训正、陈布雷，不约而同地选择依附于蒋介石。不但陈布雷终年为蒋氏主管文书工作，即便是陈训正，也曾为配合蒋氏强化其个人集权的迫切需要，为之整理个人文集《自反录》、编纂《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兄弟俩无论角色、身份抑或地位、作用，实际上都与南朝“恩倖”别无二致，官桥陈氏也得以进一步提升其族资门望而成为海内望族。

　　（本文系宁波市社科基地课题“从重商到崇儒：清末以来官桥陈氏的变迁”（JD20MG-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