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所经地区都是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特别是工商业极不发达。党和红军部分调整了在苏区根据地工商政策中的一些不当做法，采取更加务实的政策措施，处理与沿途特别是城镇工商业者的关系。

　　长征沿线自然环境和工商业状况

　　长征沿线的西部地区以山地为主，兼有高原与草地，交通不便，少数民族众多，远离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城镇较少，物资缺乏，工商业极不发达。缺少大工业和大商业，在有限的工商业活动中，以中小商人为主。一些地区基本上处于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赤贫生活状态，自身商业发展及与外界商业联系有限。红军停留最久的川、康、滇、青、藏区，尚保存着较完整的封建农奴制，凉山彝族地区保存着等级森严的奴隶制，四川茂汶、理县、汶川等羌族地区，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甘、宁、青一带的回族民众，也长期停滞在封建经济阶段。在这些地区，西方资本、国民党政府及地方军阀势力通过商业垄断及各种苛捐杂税，使广大中小商人深受剥削，经营艰难，进一步窒息了当地商业的发展。以红军长征经过的西康、四川、甘肃藏区而言，各种苛捐杂税盛行，四川军阀对阿坝藏区出产的药材山货和进口的边茶、布匹、铜铁器、杂货等垄断专卖，牟取暴利。很多外国银行、洋行、商号也在藏区设立派遣机构，操纵金融，垄断土特产收购，倾销洋货，大肆进行经济掠夺。长征沿途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及落后的工商业状况，成为红军长征中调整苏区时期某些“左”倾政策、实行灵活务实的工商政策的客观环境基础。

　　党和红军保护工商业的系列政策举措

　　第一，通过文告与标语口号宣传党和红军的工商政策。1935年1月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强调保护工商、公买公卖的政策。红军标语中大力宣传反对苛捐杂税，实行公买公卖，保护中小商业者利益，切中时弊，符合民心。这些系列标语、口号及文告，全面宣传了党和红军的工商政策，打消了部分工商业者的顾虑，为党在这些地区全面推行落实相关政策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二，在城镇地区积极贯彻党的工商政策，保持市场稳定。长征中红军每进驻一个城镇，都积极宣传党的城市政策，维护城市的商业秩序，保护城市中小商业者的利益。中央红军进驻遵义后，颁布了《关于进入城市执行政策的规定》。对城市内的商店，避免骚扰破坏。对于城市的民族工商业企业，红军积极予以保护，使其正常生产。

　　第三，保护沿途脆弱的工商设施。红军对长征沿途的中小工商设施，如道路、厂房、设备等予以保护，维持其生产运转。红军经过黔东南的商业古镇镇远时，将被军阀军队破坏的连通府卫两城的大菜园、冲子口、大码头三座浮桥、木桥，重新搭起来，便利了两岸客商的往来。

　　第四，保护中小商人，争取沿途商人的支持。红二十五军司令部、政治部曾发布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说明红军关于商业的条例，除了军阀、官僚、卖国贼汉奸、民团首领以及一切反革命分子所开的商店一律没收外，对于一般中小商人进行保护扶持。红军对小商小贩予以特别保护，充分照顾扶持中小商人。中央红军在贵州各地转战时，也严格保护工商业者。

　　第五，采取灵活务实的货币政策，军民两便。红军尽量使用通行货币“现洋”，积极实践红军票的兑换，维护沿途商业者利益。进驻遵义期间，红军曾在商业中心设立苏维埃币（红军票或列宁票）兑换处，利用银圆或没收的食盐、烟等物资，把红军票兑换过来，这样既满足了红军在遵义期间采购所需要的日用品，同时也照顾了遵义商贩的利益，使贫苦群众获得了最需要的食盐等物资。

　　第六，自办工商业，筹集物资，方便群众。中央红军红一军团进军黔北的过程中，在新站没收食盐万余斤，除补充红军所需外，廉价卖给当地缺盐群众。长征中，红军前方的情报人员装扮成小商贩，有的被称为“卖袜人的湖南商人”，有的则被称为“卖鼎罐的生意人”，通过与老百姓公平交易，一方面方便了群众，同时获取了有效的情报。

　　总之，红军长征在西部民族地区的工商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公买公卖，保护工商的政策，有效地维持了沿途的商业繁荣。商家利益得到保证，军民关系得以改善，一些开明商人主动欢迎与帮助红军。这在实践上是对苏区“左”倾商业政策的矫正，为新民主主义工商业政策的制订和完善提供了历史借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饶应祺治理新疆研究”（16CZS06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