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前古城防御与文明进程
2022年09月19日 10: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9月19日第2494期 作者:乌云花 毕德广

  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不是在和风细雨中完成的,而是伴随着“有虔秉钺,如火烈烈”(《诗·商颂》)的征战与兼并。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冲突日渐加剧,史前先民为了增强聚落的防御,开始在聚落周围修筑土质或石质的围墙,由此形成了史前时代的古城。“城”的最初含义指聚落四周的围墙,是一种增强聚落安全性的防御设施。后来,人们把带有围墙及其附属防御设施的聚落称为“城”。史前古城是随着文明起源而出现的,随着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古城的防御体系也日趋复杂和完善。可以说,古城是人类文明进程的见证物,其防御构建与文明进程有着密切联系。

  文明起源与古城防御的出现

  仰韶时代中后期(公元前4200—前2800年)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阶段。在中原、辽西和长江中下游等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集团内部,父权制逐渐得以确立,社会开始分化,宗教崇拜色彩浓厚,生产技术提高,聚落逐步分化并形成等级。从外部看,各个考古学文化集团都有向外扩张的态势,尤其以中原地区的史前文化向外施加压力和扩张最为显著。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发展迅速,强势地向四周扩张。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认为,它向北扩张至陕北、晋中北、冀西北和内蒙古中南部一带,向西扩张至关中地区、宁夏南部、甘肃东部和青海东部一带,对豫中南、鄂北、太行山以东和东北地区也有较大的影响(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83—92页)。姜寨二期墓地出土的人骨,在体质特征上与河南庙底沟组人骨特征最接近,而与关中半坡组的关系最为疏远(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下册,第489页)。考古学家严文明认为,此乃东部的部落入侵姜寨的结果(严文明:《史前聚落考古的重要成果——姜寨评述》,《文物》1990年12期)。这是庙底沟类型向外扩张的一个铁证。中原之外,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南下河套地区及北上影响呼伦贝尔草原,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向周边扩展,长江下游的松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则向华南及东南沿海地区扩张。考古学文化集团的扩张肯定会造成各个集团或人群之间的激烈冲突,从而引发各集团大修城池和构建防御设施。

  公元前4000年左右,史前古城开始出现。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史前城址为湖南澧县城头山大溪文化古城。该城址筑有圆形夯土围墙,其外有环壕。城墙四面各开一门,门道设在地势相对较高处。年代稍晚的湖北荆州阴湘城屈家岭文化古城,也筑有大致圆形的围墙和环壕,城门亦设在地势较高处。这两座城址的防御色彩是很明显的。公元前3500—前2800年,史前古城的数量增多,其防御构建也变得更加突出。以郑州西山古城为例,除了筑有城墙外,还围以二重环壕。城墙采用版筑,建筑方式比城头山等史前古城城墙的堆夯先进,墙体更加坚固。城门筑有附属的防御设施,如北墙城门,在其门道内的两侧各筑一个版筑城台;门道外的正中夯筑一道横向护门墙。城台和护门墙是新出现的附属防御设施,它们与城墙构成一个半闭合式的防御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城门的防御能力。

  仰韶时代的考古学文化集团之间的扩张和冲突已经比较激烈与频繁,从而导致了各集团开始强化聚落防御并构建聚落的防御体系。但这一时期的古城防御设施仍比较简单。随着龙山时代的到来,社会冲突和集团间的兼并更加激烈,聚落防御的压力倍增。构建更加完善的防御体系,成为龙山时代古城防御构建的首要任务。

  文明形成与古城防御的强化

  公元前2800年左右,中华文明进入了形成期。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中的主导作用日益凸显出来,凭借文化上和军事上的优势,向外进行了极为强势的扩张。中华文明的其他起源区之间也存在扩张与碰撞。如龙山时代的内蒙古中南部一带,考古学文化之间的扩张与冲突非常激烈。岱海地区的老虎山文化强势南下,造成临汾盆地的文化发生巨变,也对其周边地区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韩建业:《老虎山文化的扩张与对外影响》,《中原文物》2007年1期)。前套地区的永兴店文化则受到来自陕西、山西和河北北部地区同期考古学文化的强烈影响(魏坚:《试论永兴店文化》,《文物》2000年9期)。

  龙山时代各考古学文化集团的对外扩张与兼并,使得武力冲突变得更为激烈与频繁,迫使人们更加注重聚落的防御能力。因此,大量筑有围墙并构建了多种附属防御设施的史前古城涌现出来。以永兴店文化的下塔古城为例,该城建有双重城墙,城墙上等距离分布有马面和角台建筑,城门处建有瓮城。整座城“依地势和冲沟而建,利用黄河、冲沟、城垣形成一个完善的防御体系”(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清水河县下塔石城内城墙发掘简报》,《草原文物》2018年1期)。大规模营建城邑及其防御体系,与战争冲突有直接关系,但是这种大型工程只有进入文明阶段的国家组织才有可能承担得起。从根本上讲,史前古城防御体系的完善是社会文明进程的产物。

  史前古城防御体系的构建

  龙山时代的古城防御呈现出多样性和趋同性的特征。多样性是指在单体城邑防御上,不但依托自然地理优势,修建高大坚固的城墙,还尝试在城墙上与城门处因地制宜地建造各种附属防御设施,构建坚固有效的防御体系。趋同性是指龙山时代古城的防御经过多元化的探索后,逐渐形成了一种趋同的防御理念,即在城门处修建瓮城等附属防御设施,以营造封闭或半封闭式的防御空间;在城墙上修建凸出墙体外的可以扩大防御视野与范围的角台与马面,从而在依托自然地理优势的同时,形成瓮城、角台和马面有机结合的一体化防御体系。

  史前古城附属防御设施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城门处。内蒙古包头市阿善古城和莎木佳古城将其门道建成内高外低的斜坡式。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内蒙古凉城老虎山古城等,在其城门门道里面或内外侧建筑门卫房。内蒙古永兴县黑麻板石城、湖北石首市走马岭古城等在门道处建筑墩台。四川都江堰芒城古城、崇州双河古城等修建两重城墙。内蒙古清水河县下塔古城则在城门外营建了形制比较成熟的瓮城。

  上述古城城门防御设施均属于比较简单的单一型防御构建。有些史前古城则在同一座城门处修建多种防御设施,构建起相对复杂的组合式防御设施。山东章丘城子崖古城将门道建成斜坡式,并建造了门卫房。内蒙古永兴县西白玉古城则在斜坡门道外,加筑了一道横向护门墙,或者在城门两侧城墙上加筑与之垂直相交的纵向短墙。山东日照丹土龙山文化中期城址的门道呈喇叭形,外加门卫房。陕西佳县石摞摞山外城的城门为喇叭形门道、斜坡通道与瓮城的组合式。内蒙古准格尔旗寨子塔古城的北城门为两重城墙、纵向短墙与墩台的组合式。陕西神木县石峁石城的外城东门由瓮城、包石夯土墩台、门卫房等组成,城墙上建有马面和角台,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防御体系。从整体上看,在史前古城城门处构建封闭或半封闭式防御空间,并与城墙上的马面、角台等防御设施组合成立体性与一体化的防御体系,是古城防御发展的共同趋势。

  公元前4000—前2000年间,史前聚落开始分化并形成等级,出现了筑有围墙的史前古城。这些不同等级的聚落在防御构建上也是不同的。中心聚落(或称都邑)是最高等级的聚落,其防御性也最高,防御体系最完备。中小型聚落的防御一般较为简单。但是,考古学文化集团之间的征战造成了一批防御设施较为完备的中小型史前古城,如河套地区的石城群。这些史前古城及其附属防御设施的形成,与中华文明起源带来的阶级分化和军事扩展有着密切关系。史前古城防御由单纯依靠城墙、环壕和加固门道等措施,到建筑角台、马面和构建封闭或半封闭式的城门防御体系,既可以看作文明进程的产物,也可以看作文明形成的一种助推力。只有将史前古城防御纳入中华文明进程中加以考察,才能更好地揭示史前古城防御出现与发展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意义。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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