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马克思主义是国外马克思主义中最活跃的分支之一，其开创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诸多议题。如，为国内学界所熟知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其中，20世纪七八十年代肇始于塔克-伍德和胡萨米的“马克思主义与正义”之争，在英美马克思主义学界逐渐转为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问题的探讨。

　　从事实性解释到规范性解释

　　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要探寻历史唯物主义与道德、伦理的关系问题。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第二国际时期，在分别以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为代表的“正统派”和“修正主义”之间所引发的论战。在英美学界，作为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开创者之一，G. A.柯亨（Gerald Allan Cohen，1941—2019）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产生了持续且重要的影响。

　　柯亨在学术生涯早期，用分析的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做了功能主义解释。根据柯亨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因生产力而获得解释。然而，在更晚的著作中，柯亨对这一版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解释社会历史发展，以及人类能否通达社会主义的有效性问题上表示出了怀疑。柯亨通过对无产阶级的基本特征进行界定后认为，当今世界已经没有任何大规模的群体符合无产阶级的基本特征。这样的结论是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相冲突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柯亨已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路线，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孤立且片面的文本中。这导致了他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偏向了在道德层面上论证其合法性基础的执念。

　　在一系列论文和著作中，柯亨从规范理论的角度着手对社会主义的道德优越性进行论证。这种论证主要是在与诺齐克和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的对话与论辩中实现的。在与诺齐克的论辩中，柯亨试图通过化解自我所有权（自由）与平等的冲突，从而实现自由与平等的兼容；通过对罗尔斯差别原则的批判性考察，柯亨认为在一个正义的社会中，“民众期望能够在物质方面大体上平等”。

　　柯亨主张，这种平等不是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平等，而是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和其他著作中所表明的社会主义信仰。一旦这一平等原则得到实现，它不仅能纠正社会不利条件造成的不平等，还可以纠正因天赋不同而造成的差异。柯亨的这种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种规范理论。这种理论从某些人“愿意赞同的原则”出发构建一整套道德与政治秩序。用柯亨自己的语言来说，它在方法论上是属于“标准道义论”的领域。

　　柯亨从正义、平等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然而，他的做法不仅与马克思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对“原则”的批判大相径庭，也与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出现了矛盾。因此，近年来英语学界中的一些学者试图通过重新思考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以达到在重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同时，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地位。

　　为无产阶级辩护

　　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核心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曾指出，阶级斗争之于马克思就像官僚问题对于马克斯·韦伯一样，都是两位思想家理论中的关键问题。然而，正像上文提到的那样，柯亨认为当今世界革命的主体已经瓦解。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曾经以生动的笔触写道，“如果工人与他们的老板享受同一种电视节目，光顾同一类娱乐场所；如果打字员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有时尚的打扮”，意味着工人阶级很难被称为无产阶级了。如果无产阶级瓦解，那么阶级革命便无从谈起。

　　关于无产阶级已经瓦解的观点受到了近年来英美学界的反对。有研究者认为，虽然当今世界已经不存在大量失业和赤贫人口，但是创造无产阶级的条件依然存在。因为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依然不能很好地解决贫富分化问题，放眼全球范围内，贫富分化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呈现出愈加严重之势。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大量研究资料也显示，各行各业的工薪劳动者人数与日俱增。他们依赖资本主义脆弱的经济制度，因而时常处于失业的边缘。质而言之，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是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本质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英国学者布莱克里奇（Paul Blackledge）因此宣称，虽然他没有像安东尼奥·奈格里那样对新社会的到来抱着天真和盲目自信的态度，但是他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还是持肯定的态度。美国著名法哲学家布赖恩·莱特（Brian Leiter）在201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认为，除非历史已经终结，否则“资本主义并没有产生自己的掘墓人”这一判断并不是一个先天的真理。

　　为无产阶级进行辩护是近年来英美学者重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关键步骤。因此，在证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依然有效之后，部分英美学者试图构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伦理观。麦金太尔在他的学术生涯早期曾经尝试过类似的工作。麦金太尔认为，无产阶级为自由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使他们认识到团结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也是他们的需要。因此，团结是无产阶级的美德。虽然麦金太尔最后放弃了他的观点，但是其观点的价值近年来重新被发现并获得进一步阐释。例如，布莱克里奇在2012年专门论述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著作中就认为“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并未源于抽象或普遍的准则， 而是产生于具体的历史、现实生活情境以及人们为建立新社会而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之中， 其主要内容是具有集体自决权的自由及人们之间的团结美德”。杰夫·诺南（Jeff Noonan）在对柯亨进行批评时也提出：柯亨所论证的社会主义同时包含着共同体（团结）和平等两种相互冲突的价值，如果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我们应当捍卫的是共同体而不是平等原则。

　　可见，在英美学界的新近研究中，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方法论基础和基本伦理原则的认识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在方法论上表现为从规范的向度转向了以辩证法为基础的认识路径。如此一来，所有的伦理范畴和道德规范都将依据不同时代和不同文明而被理解和建构。此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困扰着学者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正义和平等理念，也被代之以团结和生活和谐等主张（但是这些主张并不产生于某种规范性的抽象，而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水平相适应的范畴）。

　　理论与现实的矛盾

　　综上可见，近年来英美学界似乎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差异，许多学者在构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时越来越注重强调它的“马克思主义”特性。这样的理论倾向留下了一些值得我们继续探讨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可概括为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通常情况下，我们总是希望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处于理想的状态，两者能够做到辩证统一。然而，实际的情形则是两者常处于错位之中。当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时候，该如何应对呢？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理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做到因地制宜、与时俱进是十分关键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这种做法必须在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展开。马克思主义确实有一些理论盲区，这就需要后人对他进行进一步的辨析和解释。但是，如果我们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又使用它的名号构建一些与之无关的理论，似乎背离了初衷，譬如当代一些法国激进左翼学者的做法。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要坚守教条。因为从现实的形势来看，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主张对解释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依然具有效力。因此，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还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重构，都应当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地位。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21世纪以来英美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重构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19YJC71007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