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前两年，每逢周二返所日，我坐班车早上8点便到院部大院。因研究室9点才开碰头会，我往往趁这个空儿，登上九楼去叶秀山的写作间闲聊一会儿。

　　叶秀山的写作间在哲学所图书馆北侧尽东北角，甚是狭小。紧临北窗，靠东墙横放一张书桌，靠西隔断横放一张折叠床。床、桌之间挤放一张椅子，是主位；桌子南边一椅，是客座。床尾一点点空地上堆满半人高的书刊，脱下的外衣只能扔在床上。北窗的窗缝用旧报纸密封着，以抵挡严冬刺骨的西北风；天气回暖后再行撕去。年复一年，糊了撕、撕了糊，一扇现代化的窗户便破了相。本来，研究人员不必坐班，叶秀山却天天来写作间用功，比我们坐班车的到得还早。

　　那时，我常见他手捧一本书自学法文，还出声朗读。他兴趣广泛：爱好京剧，能拉会唱，著书立说；爱好音乐，稿费常用来购买欧美著名交响乐团演奏灌制的原版唱片；爱好书法，常称羡老同学欧阳中石的书法冠绝一时，自谦书法尚未练好。其实，他的书法隽永秀气，就像他的令名，像他的长相。

　　叶秀山面目清秀，但一双剑眉颇透出一股英气。20世纪60年代，干面胡同15号院内平房住着哲学所十来位小字辈的研究人员，如陆学艺、王树人等，彼此都直呼姓名。唯有叶秀山例外，人人都叫他“小叶”，大概是他长得少相吧。

　　我也随众人叫他“小叶”，至老不变。他曾笑着抗议：“都多老了，还叫‘小叶’！”可我叫惯了，改不了。一天闲谈时，我看着他那一双剑眉说：“小叶，你一双眉毛长出了寿眉，看来你是要长寿的。”他抬手摸摸长长的寿眉说：“这也太早了点吧？我真要活得长，我要写写朱狄，写写你。”

　　叶秀山的散文写得很灵秀。我和他只不过是老邻居，并无深交。我脱离专业16年后归队，在业界籍籍无名。1986年，我抱病写成一篇长论文《来自疯狂世界的启示——论〈狂人日记〉》，被某杂志退稿。叶秀山看过之后，来信道：“碧湘兄：文章拜读，写得很是精彩。我想《九州》一定很高兴你的支持。”经他举荐，香港《九州》学刊很快予以全文刊载。叶秀山出手相助，并非全然出于私交，而是基于他对知识女性的深切关注。当年干面胡同15号大院之北矗立一座四层的高知楼，住户均是学部各研究所的专家名流。叶秀山对我说，他留心观察过楼里的太太们。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大多隐身在丈夫身后做贤内助，没有自己的事业。他见过某位夫人的手书，字写得非常漂亮，文字清通，却不见有所作为，为之万分惋惜。他称赞杨绛不依附钱锺书的盛名，自辟门径，成名成家。他敦促我要学习杨绛的自主自强，自成一格。我听了，不过唯唯而已。如此大家，除了仰慕，岂敢有其他？我，一副体弱多病之身，一个才疏学浅之人，叶秀山预许写我，他会写我什么？怎么写？他果真写我时，我早已成尘成灰，不闻不见了，也就不去多问。万万料不到，他那么健康，那么精神，没等到他为我动笔，倒是我这个病秧子今日竟来写他！

　　说实在话，我并没有资格来写他。他专擅攻治古希腊哲学，我对此则一无所知。今日动笔，又偏偏是因我全不摸门的古希腊哲学而起，岂不怪哉！

　　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去世，6月5日上午吴学昭来电话嘱写纪念文章。为写该文，我细读了杨先生据英译本转译的《斐多》。

　　当我读完苏格拉底回忆当年对阿那克萨哥拉著作何等渴求那一小节，对结尾的首句不由得心生怀疑：“我很珍重自己的希望。抓到书就狠命地读，但求能及早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最坏的。”苏格拉底此前一口气讲的都是热切盼望阿那克萨哥拉书中的“心灵”说能为他解答这样那样的问题，为何结尾处话锋急转成“敝帚自珍”呢？我赶紧找出北大哲学系的译文来对照：“我这些希望是千金不换的，我抓住书，尽快地拼命读，急于知道什么最好，什么最坏。”（《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这里凭空自诩“千金不换”，就更显得突兀了。我于是去读叶秀山撰写的《苏格拉底》（《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一卷）。很幸运，这篇不长的评传中仅有的长篇引文，正包含了我生疑的段落。叶译为：“于是，我满怀着希望，筹款购书，专心阅读，以望尽快弄清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看过叶译，我更加困惑了。若说杨译、北大译有差异，那还只是表述上的不同、程度上的不同，在意义上还是相近的。叶译则不然，从内容上完全颠覆了前两者。那么，究竟该以谁的译文为准呢？

　　柏拉图《申辩》篇记载，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不止一次讲到自己家境贫寒。为求证德尔斐阿波罗神的神谕，他不辞饥寒，四处奔波，走访有名的政治家、诗人、工匠。他如此忙碌，忙到既无暇参与公务，也无暇经营私业，致使自家“一贫如洗”。穷到这个地步，为买阿那克萨哥拉的著作而需“筹款”，想来并非虚言。叶译既符合苏格拉底经济拮据的实情，读起来也更文从字顺。

　　杨译用的是有原文对照的英译本；北大节译用的是另一个英译本。叶译没有注明出处。从《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中屡屡征引柏拉图《对话》的原文文句推测，叶译所据当是《斐多》篇原著。我猜想，他又自学了古希腊文。

　　叶秀山肯定看过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节译的《斐多》。杨译晚出，他看过杨译的《斐多》吗？前者是同行专家，后者是翻译名家。他会如何解读他与他们截然不同的译文呢？

　　我打电话向他请教。十多年不通音问，他的电话早已改号，打不通了。稍后，听彭韵倩说：他乔迁到了建外小区，下楼散步遇见周叔莲还主动打招呼，看上去依然很精神。我心想，这下可太好了，建外小区距社科院大楼不过一步之遥，几时有机会再当面请教吧。谁知，不出三个月，竟在报纸上惊见他的讣告！

　　震惊之余，我万分后悔！后悔没有及时找他问个究竟。悔之晚矣！杨、叶先后辞世，他们二位谁都不能为我答疑了。

　　如今，杨、叶二位已辞世，我心中的困惑依旧。译界诸彦，谁有兴趣来解这道谜题吗？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