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民俗学理论的提出，是我国民俗学转型的重要标志。民俗学是如何理解“实践”概念的，实践民俗学理论对民俗学学科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本报记者围绕相关问题，采访了专家学者。

　　回归生活实践

　　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教授萧放看来，近年来“回归生活实践”成为我国民俗学界重要的讨论议题，“实践”也成为我国民俗学转型过程中的关键词之一。以“实践”为中心的民俗学研究潮流正在形成，实践民俗学的理论主张与方法框架日益清晰。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李向振认为，对于如何理解实践的问题，目前学界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五种路径。一是将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联，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基础上理解实践。二是把实践纳入康德关于实践理性批判的框架中予以讨论，强调主体自由意志的表达。三是将实践视为行动本身，也就是实践活动。四是从“理论”与“实践”这对哲学概念展开讨论，认为实践民俗学是回归实践和面向实践的学问。五是从学科意义上理解实践民俗学，将民俗学的知识生产看作一种学术实践，并以此反思和构建民俗学学科认识论、方法论和知识论等。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王杰文表示，面向当下的、田野作业的、主体间交流的民俗学，可以被总称为实践民俗学。民俗学家不再把目光全部聚焦于民俗事象本身，而是更加关注民众如何创造性地应用民俗传统的实践过程。

　　推动民俗学研究范式转型

　　萧放认为，当传统的“民俗”概念逐渐显现出局限性时，我国民俗学家提出了新的替代性概念，这些概念从不同方向拓宽了民俗学的研究视野与研究空间。

　　实践民俗学的兴起推动了民俗学的转型。在王杰文看来，尽管实践民俗学这一术语被广泛应用，都强调面向当下、田野作业、主体间交流等基本原则，但其间差异十分明显。以吕微、户晓辉为代表的民俗学者，从康德哲学出发进行研究；而以刘铁梁、周星、刘晓春为代表的民俗学者，则是从田野经验与国际民俗学者的新理论出发展开研究。前者是从逻辑上进行推演，后者则从实践中进行摸索；前者认为伦理应该指导实践，后者则认为实践中内蕴伦理。两种类型的实践民俗学都以“实践”为关键词并形成合力，推动了中国民俗学的理论更新与范式转型。

　　李向振表示，实践民俗学强调向日常生活实践的转变，开拓了民俗学研究视野和学术边界。在社会转型时期，很多传统民俗事象正在消失，而新出现的具有民俗性的文化现象没有被民俗学研究涵盖进来，这造成传统民俗学研究对象持续萎缩。在这个意义上，把民俗学研究对象扩展到日常生活实践，无疑有助于拓展民俗学研究领域，形成纾解民俗学学科危机的方案。在新时代，传统民俗学研究需要在拓展研究领域的基础上，确立新的研究方案，实践民俗学理论的提出是其中一个方面。

　　彰显实践民俗学生命力

　　萧放提到，当前，民俗学领域开始转向探讨“知行合一”的实践民俗学，主动反思主观认识，强调身体行动。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从民俗研究转向风俗研究、从行动者转向自觉的行动者、从民俗事象传承研究转向实践轨迹研究。

　　目前，实践民俗学研究者已经达成某些学术共识，激发了新的讨论，在中国民俗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实践民俗学研究还有较大空间。在王杰文看来，一方面，从康德哲学发展而来的实践民俗学的重要意义与价值，应在具体的语境中加以评估。另一方面，从田野经验与国际相关学科的理论思考中发展而来的实践民俗学，应更加注重经验研究。

　　李向振认为，应从以下四方面着手，不断深化实践民俗学研究。一是厘清概念，凝聚共识。实践民俗学还处于概念辨析和厘定阶段，尚未达成基本共识。因此，应积极开展研究，达成共识。二是立足个案，彰显生命力。当前，关于实践民俗学的个案研究著述数量较少，实践民俗学学术活力不足。需要增强个案研究，在具体研究中验证实践民俗学的学术生命力。三是构建理论，完善学科体系。探索建立实践民俗学研究框架，创设学术理论。四是重塑学科史，促进知识生产。学界应深入讨论实践民俗学的学术谱系，对早期中国民俗学学术史进行重新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