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宋人所作《考古图》《博古图》等商周青铜器著录书籍，基本上以青铜器分类组合来编排，如容酒器、饮酒器、食器、炊器、杂器、水器、乐器等分类方式；到近现代的《三代吉金文存》《殷周金文集成》《金文总集》以及《近出殷周金文集录》《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等著录书籍，基本上仍然继承这种以青铜器物分类组合、以字数多少为序来进行编排的方式。以器类为主加字数多少的金文编撰方式，自南宋逐步形成金文通撰型的通常模式，固然有它的优点：对于学人和读者来说，知道器物归类，知道字数多少，就可以很方便地查到一部著录书籍有无此器；对编著者而言，著录编撰也比较方便。尤其在民国以前，绝大多数青铜器不知出土地，更不知为何地墓葬或何地窖藏，这种方式应是最好也是最方便的著录方式。

　　但是从民国以来，随着有明确出土地的墓葬和窖藏的有铭青铜器发掘越来越多，这种以器类为主加字数多少的金文编撰方式逐渐暴露出它的弱点和缺陷：这种编撰方式往往使同一墓葬或窖藏的青铜器及其金文，因按器类和字数编排而被完全打破、分散在不同的章节之中。尽管有许多著录书籍中作了说明，但在学人的头脑中已然不知它们原来的先天组合关系及其与地域之间的联系，这对于利用青铜器及其铭文来研究西周诸侯的分布、贵族的分布、族群的居住地及其迁徙情况十分不利。

　　这一问题对全国出土金文最多的陕西关中地区来说，影响更大。因为关中地区曾经是西周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区，也是西周时期的王畿地区，晚清以来也是我国出土西周青铜器最多、最集中的地区，许多带有重要铭文的青铜器均出于此地，有关青铜器著录书籍也颇多。因为在清末民国以来，在此地常常有数量众多的青铜器问世。例如清道光年间，在扶风出土了大盂鼎、小盂鼎等西周重器；光绪年间，扶风任家村出土青铜器120余件；20世纪30年代，扶风康家村出土函皇父诸器100多件；1940年，扶风法门寺任家村出土禹鼎等青铜器100多件；1955年，在眉县马家镇李村出土了盠器5件；1959年，蓝田县寺坡村窖藏出土青铜器16件；1960年，扶风齐家村周围相继出土了八批青铜器60余件；1960年，在扶风召陈村出土散车夫等器19件；1961年，在长安张家坡发现青铜器窖藏53件；1973年，长安县马王村出土青铜器25件；1975年，岐山县董家村出土裘卫等青铜器37件；1976年，在西安临潼零口南罗村出土利簋等青铜器151件；1976年，扶风县云塘村出土了青铜器21件；1976年，扶风县云塘村出土了伯公父等青铜器9件；1976年，扶风县庄白村出土微史家族青铜器多达103件；1978年，岐山县贺家村发现窖藏青铜器5件；1979年，在扶风齐村出土有“簋王”之称的西周厉王簋；1985年，在眉县马家镇杨家村出土编钟编鎛13件；2003年1月，在眉县杨家村发现了西周青铜器窖藏，共出土有铭青铜器27件；2006年，在扶风县城关镇五郡西村一个青铜器窖藏中出土琱生尊等青铜器103件；等等。

　　在出土地的墓葬中也出土不少有铭青铜器。1951年，长安县斗门镇普渡村出土青铜器8件；1954年，在斗门镇普渡村又出土青铜器27件；1966年，岐山县京当公社贺家村一西周墓葬出土青铜器17件；1971年，泾阳县高家堡早周墓葬出土青铜器14件；1973年，岐山县贺家村一号墓出土青铜器35件；1972年，扶风县刘家村发掘墓葬出土青铜器17件；1973 年，岐山县贺家村五号墓出土青铜器10多件；1974—1977年间，在宝鸡市益门公社茹家庄发掘两座墓葬，共出土青铜器197件，有铭文者22件；1975年，扶风庄白村西周墓葬出土青铜器18件；1977年，澄城县城郊公社南串业村西周墓葬出土青铜器18件；2005年4月到2009年，韩城梁带村发掘墓葬出土青铜礼器130余件。

　　但是，上述关中地区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在近现代大型金文著录工具书如《殷周金文集成》《金文总集》，以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等书籍中，同一墓葬、同一窖藏的金文资料被各处分置，大大地破坏了同一墓葬或窖藏中器物之间的固有关系，其最大不足是把同一窖藏和同一墓葬的金文资料打乱后四处编排，破坏了原来同一窖藏和同一墓葬的金文资料的族属和亲缘关系，使学者无法了解原出土时所有有铭和无铭铜器资料的情况，给学者的学术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这是十分遗憾的。

　　关中地区出土西周金文资料整理与研究以窖藏或墓葬为线索，按市、县（区）、乡（镇）、村庄的行政区划，把关中地区所出西周金文资料重新编排分组分类，恢复出土金文资料之间原有的族属和亲缘关系，为学术界提供研究关中地区所封侯伯与大小贵族的地理分布、族群居住及迁徙、西周不同时期王都所在地的西周金文资料，并借此研究西周时期畿内社会、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情况。

　　另外，除了按照行政区划的村落介绍每个窖藏和墓葬出土有铭青铜器，还对墓葬的规格、窖藏的形状、出土时没有铭文的青铜器、陶器以及其他出土器物作简略的介绍，使人们对时代、族属等问题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和把握。同时，按照关中地区各个市县区窖藏、墓葬出土有铭青铜器地点分布情况绘制了地图，并标明每个窖藏或墓葬出土有铭青铜器的件数，这件工作应该更有利于学者从宏观角度把握周王畿地区窖藏和墓葬的分布情况。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科资深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