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是世界上拥有非遗项目最多的国家，五十六个民族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成为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力量。在全球化背景下和现代化进程中，许多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消失的危险，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学科建设不断加强，极大地推动了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的形成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作为一个重大时代课题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非遗学学科建设已提上议事日程。

　　非遗学是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规律的一门新兴综合性学科，研究领域涉及面比较广泛，需要从多学科视角对其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多维度研究，并吸收相关学科的理论精华，从而形成非遗学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独特的学科视角和方法论，对构建非遗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研究对象的相似性。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自身起源及文化起源与发展的综合性学科。人类学有两大分支学科：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研究人类文化的起源、发展和变迁的过程及其规律，关注世界各民族所创造、享有和传承的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我国一些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享有“活化石”之誉，例如：蒙古族长调民歌被称为“草原音乐活化石”、藏戏被誉为藏文化的“活化石”等。英国人类学奠基人泰勒是最早对文化概念作出比较全面解释的学者，他认为，文化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和习得。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中。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概念进行了全面、科学的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乃至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显而易见，非遗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或重叠性，两者在收集、整理资料和探索、阐述理论等方面都可互相借鉴和启发。

　　二、研究方法的共同性。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标志性的研究方法。人类学者深入田野运用参与观察和访谈等方法收集到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人类学田野调查法也是开展非遗普查、发掘、整理工作的基本方法。非遗学研究者要对非遗项目做出准确判断，就必须深入田野，立足民间。只有置身于特定的文化场所，与非遗传承人和群体进行交流，亲身感受非遗赖以生存的自然和文化生境，才能了解到蕴藏在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挖掘非遗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的价值。田野调查法既是人类学者也是非遗学者的看家本领。

　　跨文化比较方法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即从跨国、跨民族和跨文化的视角对异文化开展研究，通过理解他者来观照自身，尊重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文化解释体系。人类学的跨文化研究法对于理解世界各国文化的差异性、处理不同民族的文化冲突、维护世界和平及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非遗学研究需要跨文化比较的视角。非遗保护强调以传承主体为核心，主张从本土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尊重传承人群的主体地位和权利。如今，非遗成为许多地区文旅产业发展的宝贵资源，在非遗项目开发中要充分发挥非遗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保障非遗传承人群通过传承实践获得合法收益的权利，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与自信心，推动非遗保护传承与文旅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三、文化相对论的认同性。文化相对论是人类学评价某种文化价值的理论视角，也是对世界文化多样性与差异性进行反思的方法论取向。文化因不同民族、不同时间与空间所体现的民族性、时代性、地域性的差异特征形成了文化多样性。文化相对论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其独特性和价值，文化的价值完全由拥有该文化的民族自行评判。文化价值的评判标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人类学历史学派代表人物博厄斯及功能学派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都主张文化价值平等，反对种族歧视。人类学既坚持文化相对论，也提倡文化相对主义与普遍主义相结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和民族智慧的结晶。非遗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目前，我国已有40项非遗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其中少数民族有15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属于中华民族，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非遗学研究应秉持文化无高低优劣之分、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的客观价值理念，反对民族歧视，克服狭隘的文化中心主义或文化自卑感，深入挖掘散落在民间的瑰宝，促进各民族文明交流互鉴，加强民族团结，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文化变迁的共识性。文化变迁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永恒话题。人类学几大学派都有对文化变迁的论述。人类学认为：文化确实存在相对稳定现象，但变化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世界所有民族的文化都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引起文化变迁的原因既有社会内部的因素，也有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及政治制度等外部因素。

　　我国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语言、文学、音乐、舞蹈、礼仪、节庆、剪纸、绘画、雕刻、刺绣、印染、饮食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既有基本的积淀，也有不断的变异，以人为载体的非遗活态传承很有可能产生新的文化形态及功能需求。我国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时期，随着民族地区人口的频繁流动、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加快、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外来文化的影响，少数民族非遗所承载的传统功能正逐渐弱化。节日作为民族文化载体，不可避免地发生现代转型。例如，国家级非遗苗族姊妹节是一个古老的传统节日，具有特定的过程、仪式及特定对象。随着时代的变迁，姊妹节的真实性、淳朴性和神秘性发生了变化，节日的功能由单一的娱乐型向复合型转变。通过姊妹节，政府招商引资，当地群众开办农家乐，能工巧匠出售苗绣银饰，脱贫致富奔小康。姊妹节的创新发展成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非遗学肩负着时代赋予的重任，要树立非遗保护传承与发展创新并重的理念，让我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五、整体观理念的实践性。整体观是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人类学最基本的学科理念与方法论。从人类学整体观的视角来看，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两者因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又分别属于不同的整体。整体观把文化视为一个由许多相互联系的要素或部分组成的整体，要考察某个文化事项就要注意这一整体的层次、结构和相互联系。人类学整体观对非遗保护传承与创新性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我国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实践，非遗保护传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非遗保护的实践中仍然存在着把文化进行任意分割的现象，非遗保护“碎片化”、功利化的现象普遍存在。非遗学研究要坚持整体观的理念，有计划地做好非遗项目和文化空间的整体性保护，防止非遗保护“碎片化”和功利化。

　　非遗保护传承是一个系统工程。对非遗项目进行调查研究时，要把它与特定生境的文化形态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实施整体性保护是非遗保护的重要途径。迄今为止，我国已设立了21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这一举措充分发挥了地域优势、突出了民族特色、加强了文旅融合发展，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近年来，我国非遗保护体系不断完善，传承方式不断创新，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经验。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学必须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借鉴相关学科的学术成果。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文化比较观、文化相对论、文化多样性、文化变迁性及田野调查等理论方法，对构建非遗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