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不仅是地域的、行政的概念，更是情感的、社会互动的概念，是“一个由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休戚与共、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抚的具有共同意识和情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在传统社会中，距离影响人类社交、区隔社会互动，社区的地理界限与共同体的情感边界几乎重合。如今，在城市化、数字化进程的影响下，地理维度与其他维度不断脱离，“附近”正在消失。这为当下社区治理研究带来了新主题。

　　空间利用塑造社会关系

　　当下，数字化、城市化进程叠加，社会交往、社会流动与社会心态都脱离了原有的“乡土社会”，基于空间距离的人与人的联结正不断弱化。因此，有学者认为，“近邻”正在消失，导致这种消失的力量是多重的。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与城市化极大改变了人口分布状态，“农民上楼”以后，居民居住空间改变了，社会关系和秩序也重组与重构了。一段时间以来，各地商业楼盘的设计都较少配套公共福利制度，社区居委会、物业、开发商之间的关系未能理顺。部分超大生活社区的学校、购物、休闲、物业全都交由开发商进行设计和配套，这导致居民的社区生活也明显“楼盘”化了。商业楼盘的崛起让基层治理与服务“斑秃”了。看似紧密有序的楼栋门牌之间缺乏实质的社会联系，大量商居混合街区的出现也模糊了社区的概念。

　　第二，与此同时，城市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建设相对滞后。长期以来，“住建”问题都与“民政”和“治理”问题分开，基层社区“九龙治水”的现象十分普遍。在城市化进程中，特大城市的历史问题与临时规划问题交织，导致建设用地与生活空间的配置不合理。二三线城市的规划，一些以商业或工业为导向，忽视市民生活建设。也就是说，城市在规划与建设中缺乏远见，缺乏公共空间建设与运营的思维，导致小城随处可见并不实用的“效果图”式城市布局。

　　第三，从个体生活来说，互联网、数字化时代的来临进一步加剧了“近邻”的消失。越来越多的个体通过手机终端维系着与“远亲”之间的感情，也借助互联网建立起虚拟的群体归属与身份。当前社会，个体遭遇困境时，极少诉诸社会化的“近邻”来解决，更愿意借助远亲或市场化的手段来解决。这极度依赖有序协作的外部支持网络。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受到影响的市场化、行政化的服务体系让人们重新认识“近邻”的重要性。然而，已经形成惯性的社会运行机制如何回归社区，激发出互助救助的力量，“我们”如何赋予空间更多的社会意义？

　　不少志愿性与互助性组织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涌现出不少极具创新性的方案。一些社区实践者、学者甚至是业主，都认为留住“近邻”将成为基层治理的一个潮流。近期有几个趋势。

　　新元素介入社区治理

　　第一，“商业元素”的介入。BIDs（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s）是政府赋权下的民间商业联盟/地方发展组织，在全球很多城市治理与区域可持续发展上起到协同促进作用。这种模式对我国大量存在的商业街区治理具有明显的借鉴意义。BIDs是一种公私合营的方式，通常由业主、经营者代表和地方居民共同成立非营利机构来运作公共空间。这种方式在促进当地商户营商环境的同时，也推动了公共空间的治理。虽然目前来看，这样的实践要想在中国落地还面临很多制度性障碍，但一些企业已经作了这种尝试。例如，一些基金会已经开始在楼盘的公共空间中通过经营小剧场、创办艺术展等形式活化社区，提升社区格调。

　　第二，艺术与建筑元素的介入。艺术与社区的活化似乎有天然的联系，不少社区项目都希望通过艺术院校的参与来改善其空间景观。当下，不少艺术学院的师生也通过公共活动的设计来推动交流。如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的团队，在北京的地下室做实验，通过改善地下室外观、在地下室创办摄影工作坊、建地下电影院等方式来推动地下与地上、出租屋人群之间的互动交流，建立实质的社区共同体。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团队也在广州做类似的尝试。他们在菜场办摄影展，将社区的花园、街角都变成展览现场，极大提升了社区的生活质量。

　　第三，数字元素的介入。数字元素指的是借助互联网技术或者服务产生或推动社区治理的方式。例如，在疫情期间，“大鱼营造”提出了“社区防疫互助网络”计划（CAN），探索在生活圈被局限于社区的情况下，如何借助网络重新连接社区。他们通过研发线上产品来开展工作。具体来说，他们开发出了适用于社区应用场景的工具包，帮助社区产生连接，如城市生活防疫工具包、整理生活快递小程序、反歧视宣传、14天云剧场、家庭时间管理工具包。借助这些工具包的使用和分享，让加入其中的成员感受互助网络的存在。当然除了具体的小程序产品，大数据也被用来改善社区治理。北京城市实验室BCL以及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团队，就一直在推动借助大数据来了解“人和社区”，进而通过合理规划改善社交互动与公共生活。

　　新主体介入社区治理

　　除了这些新元素、新工具进入社区治理，不少新的主体也积极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为社区共治提供新动能与新可能。

　　第一，社区基金会近年来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我国各地区积极探索，深圳、上海、南京等地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推动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北京、天津、重庆等地也开始了社区基金会的试点。据统计，截至2016年12月31日，中国以“社区基金会”命名的基金会有77家，其中上海与广东深圳是重要的试验地，这77家基金会中，上海有20家，深圳有25家。这些社区基金会针对辖区内社区成员开展各种类型的生活支持与服务。例如，北京安贞街道的安和公益基金会就通过志愿服务队服务社区老人、实施策划“老寿星”项目、慰问困难家庭、关注辖区儿童、提供法律与心理咨询等服务来开展社区活动。

　　第二，有识之士下沉社区。新元素介入社区治理的背后是新精英的介入。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具备建筑学、社会学、美术、社会工作等背景的各类院校团队开始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社会资源服务社区，积极带动社区成员开展各种类型的自助、互助活动。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社会工作界五位青年学者筹办的“社工伴行”活动就是这种组织。他们通过开展《武汉抗疫“4+1”线上异地救援模式社会工作实务课程》，与志愿者一道进入社区、集中隔离点和方舱进行心理疏导，协助武汉市民度过创伤期、应对社区孤独感等问题。

　　积极应对流动的“近邻”

　　社区中有个体与家庭需要的最为基础的社会、经济与福利联结。地理本身是客观的、真实的，不管如何数字化、虚拟化、无接触，地理的便利性与社会性仍然无法就此抛弃。因此，即使“近邻”正在消失，人们仍然具备聚合在一起的潜力。以“在地化”应对“全球化”，以“面对面”应对“虚拟化”，这些尝试与实践不仅显示出社会的能动性，更表明社区治理的传统模式正遭遇困境。

　　首先，共同体的内涵是空间的，更是情感的。如今，社区的情感与社会再联结问题愈加凸显。如何在流动的社会中连接个体孤岛，不仅攸关社会发展，也是一种“营商环境”。因此，多样的自治探索、志愿服务形式应得到支持。

　　其次，社区空间是一个多主体互动的行动网络。新的行动者也带来新的变数。如何调动这些行动者的自主性，同时防范意想不到的行动后果，需要建立更多协调共治的法律制度框架。只有拥有一个稳定法律制度框架，很多地方的创新探索才能放开手脚，大胆借鉴前沿实践，探索符合地方特征的社区治理模式。

　　最后，随着社区边界的模糊与流动，社会的福利供给制度需要更个体化、灵活化，给个体更多应对风险的“资本”。这也是激发社区自治活力的制度保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