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给比较社会研究提出了新命题。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对国内不同区域的研究；另一方面，也要增进对国外社会的认识和理解。此外，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交叉和融合更是中国新文科建设的应有之义。为了进一步促进跨学科、跨方法和跨区域的研究，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和广州大学社会学系联合举办的中国社会学会2021年学术年会“比较社会研究与方法”论坛，于7月11日在线上召开。与会学者围绕“比较社会研究与方法”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关注基层治理研究的学科对比

　　近年来，基层治理已经吸引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等多个学科的关注，与会专家聚焦基层治理这一研究领域，对社会学的特点及其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之处发表了自己的理解和看法。

　　南京大学陈家建以项目制研究为例，说明了社会学在地方治理研究中的独特视角。他认为，项目制研究涉及中央与地方、体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这三对关系，是我们理解社会特征的重要切入点。而社会学对行动者的情境分析和总体性分析，能够为我们呈现出中央政策与地方情境、国家行为与社会情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机制的多元互动。

　　中山大学陈那波则结合自身跨学科的研究经历，对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三个学科的特点进行了比较。他认为，社会学更倾向于关注社会层面的、民众层面的互动意义上的议题，更注重一般化的理论；政治学的研究议题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在政治学中仍具有较强的影响力，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框架；而公共管理领域的学者与政府接触更多，他们比从事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的学者更加了解政府的实际运作。他主张，我们需要有更好的概念工具，要注重理论建构的累积性，提倡构建系统性、全国范围的基层治理数据库。

　　华南理工大学管兵认为，基层治理研究目前面临着不系统、“内卷”的问题，无法形成知识的有效积累。对此，他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一是把历史带进来，在较长的时间段观察地方政府的行为，展现研究对象的变迁过程和演变逻辑，解释清楚历史遗留问题是如何被遗留下来的。二是把结构带进来，要注意到科层制结构、制度与政策的硬约束，在宏观结构下考察基层的现实后果，寻找稳定的、结构化的制度解释。

　　中山大学练宏认为，从管理环节上看，基层治理可以分为前端的管理者和后端的被管理者，两者均有各自不同的行动逻辑。社会学和人类学较为关注被管理者，公共管理、政治学等学科聚焦于管理者，经济学则关注两者间的关系和治理机制。他认为，一项好的研究应该同时具备简约性、一般性和准确性。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加强对前端规章制度、部门间关系的分析来增强研究的准确性，构造理论工具来提升简约性，引入条件性分析来促进研究的一般性和准确性。

　　探讨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与会专家从比较的视野出发，对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李丁提出，我们应当在全球化的城市格局中来看待平台经济的发展，应该合理认识平台在改进劳资匹配、劳动过程、市场交易制度，降低交易成本中的作用。政府在合理规制平台垄断行为的同时，应避免被民粹主义思潮所裹挟。对此，陈家建在评议中认为，这项研究拓宽了我们思考的视野，而且是对“平台”本身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也存在几项不足，研究可能忽略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人口与市场规模上的差异、平台发展的基础设施要素、国家能力等重要内容。

　　哈尔滨工程大学周凡认为，社会学与现代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息息相关，但社会学内部存在的诸种对立，特别是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之间的区隔，阻碍了社会学对现代社会的“反哺”。因此，他提出，应尝试以因果科学为基础，结合社会学、政治科学以及计算科学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探索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融合路径，以期为解释和解决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提供强大的工具支撑。西安交通大学刘军在评议中肯定了这一研究，并认为在理念层面上，我们需要追求质性和量化的融合，但在实际研究中其实可以将两者分开。

　　重视中国的区域、城乡与性别比较研究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实际情况和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即便是针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也要更加重视进行系统的地区、城市、城乡等实体比较。

　　澳门大学蔡天骥通过爬取成都和泸州两地问政平台的数据，比较了两地问政平台对民众的回应情况发现，政府响应模式因区位、时间和被查询机构的类型而异，区位不仅与当地政府所处的独特社会经济结构有关，也与可用于引导公众的资源有关。

　　上海社会科学院徐美丽对香港地区和上海的移民态度进行“世代—双城”比较发现，与当地年老的世代比，上海的年轻人对移民更友好，而香港地区的年轻人对移民更排斥。对此，蔡天骥在评议中指出，由于香港存在几波明显的移民潮，在对世代的划分上应当要考虑到移民潮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王若霖针对近年来各大城市进行“抢人大战”的社会现实，以我国拥有“985工程”高校的19个城市为样本，试图考察多重因素构成的城市吸引力影响精英院校应届毕业生留存的因果机制。她发现，当城市的平均工资较高时，即使缺乏政策保障，城市的人才留存率依然较高；当城市的平均工资较低时，涵盖齐全的人才引进政策也将指向高留存率，这证明了人才引进政策对提升城市吸引力的重要作用。

　　香港大学许多多利用香港地区的追踪调查数据，证实了不稳定的初职工作会对员工随后的劳动力市场结果（如月收入、工作满意度和福利待遇）产生“疤痕效应”。东南大学叶茂鑫认为，该项研究说明了初次工作的重要性和影响，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关注点，但缺少更深入的机制分析，即初次工作如何影响后续的工作和心态，可以展开进一步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石磊发现，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代际社会流动都经历了一个先提升后下降的趋势，但是其背后的机制和对应的代际流动模式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刘军在评议中提到，该项研究内容丰富、论证充分，但可以考虑在已有解释的基础上继续扩展，例如，将个人、家庭、教育以及市场等因素加入解释机制。

　　南昌大学李彦娅通过对N市的非结构访谈调查发现，城乡互助养老模式在推行过程中不仅面临着顶层设计不完善、服务内容单一等共同的困境，还存在各自的难点，如城市社区的“社群隔离”和农村的经济水平的限制。管兵在评议时建议该研究在具体的经验材料分析上应该要更加聚焦。此外，他提出，该研究总结的两种模式是否具有充分的可比性也值得商榷。由于这两个模式差异性较大，可以分别进行深入的论述。

　　在论坛总结发言中，上海社会科学院李骏认为，比较社会学始终是方法意义大于实质意义，社会比较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发展。如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以及中非、中东欧等合作倡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了解海外社会、融入当地社会，中国故事和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也需要首先了解每个国家的宗教、文化、习俗等社会特征，这些都为比较社会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题、机遇和要求。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