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者心中的一个梦想，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方能见多识广。所以，众多的考古工作者可以算是大地上一批坚定的“行者”。如果从进入高原开展考古工作算起，霍巍教授应该已经在青藏高原上“行走”了30多年，这部入选2022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史前至唐代高原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就是其长期“行走”高原的学术结晶。这既是坚持所得，又是顺时顺势而至，可谓水到渠成。该书不仅是霍巍教授长期深耕青藏高原考古的又一次学术和思想总结，而且也是青藏高原考古领域的又一最新力作，对推进和深化青藏高原考古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高原丝绸之路”的提出
被世人视为“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从来是一个秘境，这里隐藏着人类拓殖高原的诸多秘密有待人们破解。其中之一就是高原人群与外界交往交流交融的漫长历史，是如何通过考古发现揭示的。学术界对青藏高原区域交通路线的关注由来已久，先后提出了“吐蕃丝路”“麝香之路”“唐蕃古道”“青海道”等不同路线名称，但多数概念仅限于一隅或某线，抑或是某些时段，无法涵盖青藏高原上复杂、悠久和广布的交通网络的内涵与外延。随着青藏高原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学界已经逐渐意识到，以往人们心目中荒凉高寒的青藏高原，不仅从人类踏上这片土地开始，就与祖国内陆以及周边区域发生了非常密切的联系，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还积极地参与到了欧亚大陆各时期的交流网络之中，形成了自身与外界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在这一背景下，霍巍教授在这部新著中提出并系统论证了“高原丝绸之路”或“青藏高原丝绸之路”这一新的学术概念，尝试将青藏高原上的交通网络放到欧亚文明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和研究。
在这部著作中，霍巍教授从大区域、长时段和多角度对“高原丝绸之路”这一主题进行了系统的学术梳理。他首先回顾了自己思考和提出“高原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学术历程，正是在“行走”于高原的大漠雪岭、丛山高峡之中，在高原一线的田野考古实践和长期思考中，萌生了这一科学概念之思，而大量考古发现的案例却是他提出这一概念的重要基础。按照作者的意见，“高原丝绸之路”应该是一个广义和相对开放的概念，它是指“从中国中原地区经由青藏高原、或者由青藏高原出发的不同时期东方与西方、中国与域外交流的交通网络及其主要干线”。这一概念显然将青藏高原放到了东方和西方、中国与域外交流的交通网络之中，已经超出了青藏高原本身的交通网络，与传统丝绸之路沟通东西双方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核心内涵是一致的。透过书中所述他和他的团队亲身经历的一个个考古发现，这一概念有了坚实的理论依据，也得到了越来越多考古资料的支持。“高原丝绸之路”这个概念与以往吐蕃丝路、麝香之路、青海丝绸之路等称谓虽有历史联系，但有了更深入的推进和拓展，体现了一个新概念提出背后的学术积累和不断进步之历程。
由于地域和资料限制等因素，作者并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紧密围绕反映“高原丝绸之路”的交流与交通等方面，从一些重要时段、重要区域以及一些代表性的考古遗存着眼，通过一个个极为生动的考古个案分析，并进一步展开专题性的研究，对“高原丝绸之路”的产生、形成、发展和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考察，尽可能在当前资料有限的条件下，向读者阐明“高原丝绸之路”的内涵和外延。
“高原丝绸之路”的内涵和外延
根据史前至唐代青藏高原考古资料的特点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全书谋篇布局整体按照时间脉络分为史前阶段和吐蕃时期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探讨了前吐蕃阶段（史前阶段）青藏高原不同区域的文化交流与各区域主要交通干线的开拓情况，该阶段被认为是“高原丝绸之路”的“草创期”，史前阶段部分重点对西藏西部和青藏高原东部考古资料所反映出的文化交流与联系进行了论述。作者利用在西藏西部发现的早期墓葬、随葬品及丧葬习俗，论述了这个时期高原西部呈现出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特征，可以从中见到不少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文化、新疆地区、中原和南亚等周边区域的文化因素。特别是一批来自中原地区的丝绸和茶叶，生动地说明西藏西部早在汉晋时期已经有北通新疆西域、南连中亚和南亚各国的通道存在，这条通道已经直接与传统的丝绸之路连通，是传统东西走向的丝绸之路上一条由北向南、由东向西的重要支线，由此说明藏西的“高原丝绸之路”至此已经初开。在青藏高原东部，作者对以石棺葬文化和动物纹牌饰、带柄铜镜、青铜剑等一批青铜器为代表的考古遗存展开了论述，从中反映出北方草原人群和文化在南北方向上的流动和传播。这条存在于高原东部的史前主干道加强了北方草原、西北地区与高原内部、西南地区乃至东南亚之间的联系，与后来民族学上著名的“藏彝走廊”和“茶马古道”息息相关，并在高原东部将“一带”和“一路”紧密联系起来。
第二个板块探讨了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的建立及其对高原各部的统一和整合，使得青藏高原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前一阶段草创的“高原丝绸之路”在本阶段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形成了青藏高原与其西北部、西南部、东北部和东南部四个主要方向的交通主干线和交通路网。这些主干线及与之关联的路网不仅可以覆盖高原全境，而且还与传统的丝绸之路相连接，继续向外延伸为多条国际通道，如“蕃尼道”、勃律道以及吐蕃东部从“蜀身毒道”“滇缅道”进入天竺的通道等。相比于史前阶段，吐蕃时期的“高原丝绸之路”除了对内和对外路线的增添和延展外，另一重大变化是通往各方向的主干线背后有了强力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来进行加持和维护，交通路线上活动的人员身份和目的也更为多样，因此该书将吐蕃王朝时期作为“高原丝绸之路”的确立和拓展时期。
随着“高原丝绸之路”在吐蕃时期的确立和进一步拓展，高原之外的文化通过不同道路进入高原，对青藏高原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该书在这一部分通过对各类考古资料的深入发掘，为我们呈现了吐蕃时期“高原丝绸之路”强大的文化联动力。作为吐蕃时期“高原丝绸之路”主干道的“蕃尼道”“唐蕃古道”和“青海道”是该书重点关注的路线，通过对这些路线上相关文物考古遗存的系统梳理，展现了不同路线在青藏高原与周边区域交流互动中所承担的不同角色和功能。例如，在高原南部，“蕃尼道”的贯通促进了南亚与青藏高原、中原地区的人员和文化交流，这条线路上留下了不少来自中原和南亚的因素，如日喀则吉隆沟内发现的《大唐天竺使之铭》是唐代使节王玄策出使印度、途经吐蕃时刻下的铭刻，反映了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繁盛情景；日松贡布摩崖石刻、强准寺和帕巴寺佛寺建筑等，则是中国唐代和古代尼泊尔之间文化交流的见证。
这个时期，“唐蕃古道”全面贯通于吐蕃大地，是一条整体呈东北—西南走向的大通道，实现了中原地区与西藏腹地的直接连接，自此之后成为输送中原文明进藏的“主动脉血管”，亦是青藏高原文明最终融入中华文明体系强有力的纽带。作为“唐蕃古道”必经之路的青藏高原东麓，则保存有许多吐蕃时期的佛教摩崖石刻，是高原上重要的佛教传播之路，见证了汉藏人民在宗教、文化和人员等方面的密切交流和互动。不仅如此，“唐蕃古道”还与“蕃尼道”共同构成了东亚与南亚交往的国际大通道，使得中原通往南亚的路线有了新选择。该路线不仅是求法僧人去往天竺的通道，而且历代中原/中央王朝派往南亚的使者也常由此路往返两地，影响深远。在“高原丝绸之路”的诸干道中，“青海道”应该是关注最多、开辟较早的一条，在某些时期还分担了传统丝绸之路的某些功能。正因如此，“青海道”沿线及附近区域发现有很多反映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文物，如丝绸锦缎、金银器、钱币、棺板画、珠饰等，这些物品通常带有浓厚的内亚文明色彩，是“高原丝绸之路”与传统丝绸之路进行密切连接的证明。这些珍贵的考古发现如同一串串闪亮的珍珠，将高原丝绸之路丰富多彩的面貌展现得光彩灿烂、目不暇接。
文明之盛在于相交相融，美美与共方能天下大同，这既是人类文明发展和兴盛繁荣的历史经验，也是高原各族人民历史创造的宝贵实践。通过《史前至唐代高原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一书的研究可以看到，“高原丝绸之路”是不同时期高原各族人民乃至周边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其与高原社会文化的发展互为因果。交流、交通也是认识和理解“高原丝绸之路”和青藏高原文明多样性的基本路径之一。通过霍巍教授的这部新著，我们可以以路问道，透物见史，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看待青藏高原在欧亚大陆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更广阔的空间看待青藏高原上的历史和文化，才能更清晰地看到青藏高原在今日和未来中国的地位和价值。我们相信，随着青藏高原各区域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和完善，有关“高原丝绸之路”的研究还必将继续深入下去，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不断提供新的实物证据。
（作者系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