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毕飞宇用《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为自己的创作过往乃至未来做注，地理层面上的苏北少年和文学指向上的堂吉诃德的双重身份的互文参照揭橥了毕飞宇眼光中的时过境迁。毕飞宇把感知上的敏感嫁接进自己的创作中，他极力感受着历史碾过的痕迹，并把这种情感上的扭矩具化为文字肌理纹路上的伤痛。

　　1990年毕飞宇凭借《孤岛》以先锋姿态始登中国文坛，文本背后欲说还休的是毕飞宇身上巨大的表现欲。小说发表同年，中国的时代进程从历史斑驳中彰显出峥嵘之貌和多姿趋向，日趋丰盈的物质逐渐显现出与文明二元间形而上以及形而下的矛盾。《孤岛》把历史浓缩进“扬子岛”这样一个封闭的乌托邦中重新演绎，外来因素的介入构成了一种历史的变量。毕飞宇把历史纵横之中的筚路蓝缕具体为人治的主观选择。他通过错位叙述把历史透明化，其中掺杂的怀疑是作者在这一时期创作中的能动因素。他偏执追求这种历史的真相，在个人与历史所发生的交集博弈中道明一种必然，然后泯合真幻，把诸种历史进程中的流风余绪捕捉殆尽。但是先锋的姿态稍显游离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之外，过于追求形而上学的演绎总不如对身边现实表达的感同身受。

　　《是谁在深夜说话》在毕飞宇的文学年谱上所占体量绝不是其篇幅所能体现的，文本在钩沉历史和个人动机方面正中肯綮，文本不耽美于对传统和现实的拟仿，而是掺杂进作者自身的创作美学观念进而奠基成为其创作的转捩点。他明确了南京古城墙和兴化施工队等现实因素，在表达自身写作目的的过程中终究不再如《孤岛》一般欲说还休，直接提出“历史的余数”以及如学者所言的“不确定性”，在创作理念和艺术实践上相得益彰，直接颠覆了当时依旧习以为常的“主题先行”和日常阅读伦理。毕飞宇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之外独辟蹊径，其阐释和肯定的是对客观世界的辩证看待。

　　有学者曾把毕飞宇归入最会写女人的男人之列。《雨天的棉花糖》似乎很能够佐证这一点。他把宏观背景置入当时真实的战争之下，却没有刻意着笔于战场的正面描写，转而在战后创伤和集体记忆的层面进行衍射。毕飞宇用文本层面的主动示弱达到对主题的僭越。《玉米》《平原》《青衣》《推拿》莫不如此。他把个中人物放在时代的底色上进行包浆、演绎，继承文以载道的使命，避开宏大叙事的维度，从而可以把个人命运尽情演绎，专注对历史的侧写。王家庄、省剧团、推拿店，毕飞宇借各种空间浓缩当代中国，并把这样的野心触及乡间人情俚俗的社交、改革开放后职能部门的改变、舞台师徒的传承。毕飞宇的世界并不着眼于各个时期的断裂，而是在个中单元间互通有无，在错综复杂的协调间达成一致，并把各种野蛮生长的生命个体进行合纵连横，随物赋形出一个庞大整体。

　　这样勾勒经纬的能力，对于时代脉搏的感知得益于毕飞宇对于当代念兹在兹的感情理想，他不耽溺于当代文学的慵懒、浮夸，没有对民族大义的随意煽动。他“始于历史的感喟，终于未来的向往”。所以其文本世界无论多么复杂，所呈现的整体面貌却一如既往的纯净。这在于他在创作经历中对于自己身份的反复确认。

　　他是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前者来自先天的笃定，而另一者却是后天的能动选择，二人执柯作伐，毕飞宇用永不餍足的书写欲望填充着对历史的想象。所以在他的诗学正义中，无论文本世界间的呼应多么繁复，人物复调间的抵牾何其深邃，大纛上的真相总是为数戋戋，就是在文学典律的辗转腾挪中，点亮照明历史勇气的烛火。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