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与政治相互交感的时代大潮下，中国思想界关于文化问题的论争蜂起，绵绵不绝，反映出国人对家国命运的多样化思考。郑师渠教授的《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近代知识阶级新论》等一系列著作，深耕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观点新颖深刻，见解发人深省，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赞誉。数十年来，其学术研究，多聚焦于社会思潮与学派、现代性反省、文化自觉三大主题。三者看似各有侧重，实则层层递进，各有关联，反映了他一以贯之的学术研究理路。
关注社会思潮与流派的研究
社会思潮与流派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范畴之一。郑师渠的《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以博士论文为基础扩展成书，系统性地研究了以章太炎、刘师培诸人为代表的晚清国粹派的文化观、史学思想、伦理思想和经学思想。他强调政治变动与文化思潮的相互交感，注重发掘国粹派长期被人忽视的深刻历史内涵。他认为，国粹派思想推动了传统学术的近代化转型，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这无疑是对20世纪90年代学界普遍存在的、将国粹思潮简单贬斥为“封建复古思潮”这一传统成见，在学术层面做出的回应。
在《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一书中，作者则另辟蹊径，将研究视域转向20世纪20—30年代的学衡派与新人文主义思潮。学衡派与国粹派，虽在历史机缘、人员构成上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学术源流和对中国文化的见解上，却有一脉相承之处。由于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多有訾议，以往学界将之简单视作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郑师渠敏锐地关注到新文化思潮内部的复杂性。梁启超曾言，“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在文化取径上固然有所分歧，但两者的本质追求却是“共通”的。学衡派对中西文化关系与民族国家命运的再审视，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思潮中不可忽视的面向。因此，郑师渠将学衡派定性为“新文化的一族”。这一洞见揭示出近代思想文化多歧性和共通性的统一，发人深省。
社会思潮与流派是理解和把握近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郑师渠对此展开的系统性探索，突破了以往学术视野的拘囿，提出了自己创新性见解，是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的突出成果。
聚焦东西方现代性反省思潮的互动
欧战后，西方社会思潮变动的一个重要表征，是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兴起。这一思潮也传到中国，并激起中国思想界的波澜。郑师渠在《论欧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欧战后国人的“对西方求解放”》等文章中，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变动，置于欧战前后世界文化思潮变动广阔的视野下考察。他提出，欧战是世界文化的转捩点，它开启了东西方文化对话的新时代。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思潮呈现出多元演进的趋势，数种思想流派之间的张力和搏击，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契机。在《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及相关论文中，郑师渠又进一步引入“现代性反省”这一视角。他认为，欧战结束后，存在时代落差的中西社会，同时面临“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诉求。西方社会因欧战创巨痛深，其社会思潮的变动，呈现两大取向：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二是反省现代性，集中表现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真正传入中国，并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梁启超、张君劢诸人是最重要的推动者。
在《新文化运动与反省现代性思潮》《完整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内涵》等文章中，郑师渠更进一步提出，追求现代性是新文化运动的根本取向，但由于西方思潮之东渐，其本身便有了反省现代性的印记。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共生，“对传统求解放”与“对西方求解放”并存，四者内在的矛盾性和统一性，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深刻的历史内涵。正基于此，郑师渠认为，反省现代性本身即是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陈独秀与反省现代性》《从反省现代性到服膺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思想新论》中，他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个案，强调反省现代性思潮为李大钊、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铺垫。两者从虔诚地追随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到认同反省现代性、批判资本主义，再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进路不仅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善果，也是整个西方现代思潮影响的必然结果。
郑师渠认为，西方社会反省现代性思潮的东渐，造成东西方文化交相激荡，推动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并生与互动，社会思潮从新文化运动一枝独秀，衍化成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新文化派多元演进的态势。
注重考察近代国人的文化自觉
与现代性反省相比，文化自觉是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在《欧战后梁启超的文化自觉》《近代中国文化三题》等文章中，郑师渠提出，文化自觉是指人们对自身文化的长短优劣，能持客观分析的态度；面对世界多元文化，主张相互包容，取长补短；既不故步自封，也不数典忘祖，从而能引导本国文化朝着合乎理性的方向发展。他进而将近代国人的文化自觉划分为四阶段：一、从鸦片战争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主张起，近代国人便开始了迈向文化自觉的艰难旅程；二、20世纪初，梁启超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三、“五四”后民族主义的持续高涨推动国人文化自觉愈趋理性发展；四、全面抗战的胜利是中国文化走向复兴的起点，文化自觉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基于此，郑师渠提出，与文化认同相比，文化自觉是在前者基础上，更进一步发生的一种艰难曲折、由浅入深的理性认知过程。由于时代变动不居，为适应新环境、新问题以取得文化选择自主地位，文化自觉必然也是一个无止境的发展过程。
郑师渠进一步提出知识阶层的自觉。在《“五四”以后知识阶级的自我体认（1920—1926）——以五卅运动和三一八运动为中心的考察》等文中，他观察到，“五四”前后是中国传统的士与近代知识阶层消长的重要转捩点，其重要表征在于，知识阶层整体走向自觉。在五卅运动和三一八运动中，这一“新起的阶级”在指导民众中更发挥了独到和重要的作用，从而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与此相应，它对责任与使命的自我体认，超越了思想解放的范畴，开始与国民革命的实践相联系，并进而以中国社会精神引领自居。《从“五卅”到“三一八”的中国知识界——以北京、上海为中心》一文，作者从知识界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政治事件：五卅运动与三一八运动。他提出，知识界在五卅运动中全力以赴投身运动，与此相对，在三一八运动中却内部分裂，其原因在于历史场景发生了深刻转换。知识界固然受总体目标和行动策略的规范和制约，但依然保持相对独立性。这与当时地区相互调和、模糊混沌的社会生态息息相关。近代中国思想潮流变化万千，知识阶层的自觉历程，与近代文化思潮和政治变革相辅而行，故知识阶层问题，乃是探寻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之间互动的重要切入点。
总之，郑师渠的研究证明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特质在于政治与文化融为一体，近代文化危机是本质更深刻的民族危机。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与世界的人类主体性，构成了推动不同历史阶段国人文化自觉观念得以与时俱进的内驱力。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