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小传
金冲及，1930年生，上海人，著名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1947年，考入复旦大学史地系（1949年改为历史系）。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留校任教，先后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教务处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并承担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科研任务。1965年，调入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工作。1972年，到文物出版社工作，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1981年，进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历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和常务副主任、研究员，2004年离休。同时，金冲及曾担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成员，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现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是中国历史学界继郭沫若、刘大年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三人。
从上海到北京，从复旦大学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无论在教研岗位还是行政岗位上，金冲及始终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从1980年《辛亥革命史稿》付梓到一部部伟人传记和党史研究著作出版，再到2009年《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问世，金冲及至今笔耕不辍，成果斐然，展现了不凡的史学眼界、治学能力和人生智慧，其一生为史的治学精神，更为后辈学人敬佩。
初心与使命：问道近代史精义
1947年高中毕业时，金冲及面临人生的第一次重要抉择，是选择拥有良好就业机会的化工系，还是选择自己钟爱却较难找工作的历史系。最终，金冲及选择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开启了与历史学的一生不解情缘。1951年，金冲及毕业后留校工作，先后担任校团委书记、教务处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等职。幸运的是，学校鼓励行政人员兼课“双肩挑”，从此金冲及投入到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领域。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近代史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金冲及在授课过程中不仅体会到了教学相长，而且逐渐敏感地意识到中国近代史的讨论和研究潜藏了诸多深刻的学术课题。1955年《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了金冲及学术生涯中第一篇重要史学研究成果《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对1954年2月《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的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和第6期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两篇文章作了深入探讨。其中，就胡绳提出的“按照中国近代史的具体特征，我们可以在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这一学术观点，金冲及认为，中国近代历史“分期的标准应该是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考察，以找出中国近代历史过程发展各个阶段中的具体特点”，二者是统一的，进而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是“第一个着眼点”，中国近代历史上阶级斗争的发展及其性质变化是“另一个着眼点”。对于孙守任的历史分期标准和具体阶段划分，金冲及也提出“跟随侵略国的殖民政策的演变来划分”作为分期标准，“就是以外来因素的演变发展代替了内在历史规律的分析，而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来”。金冲及虽然大胆提出了不同见解，但是坦言：“我的很多看法都是以胡绳同志的意见为根据的，孙守任同志的文章也给我不少启发。”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金冲及的自选集《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他唯独给这篇商榷文章增补了一篇“附记”，其中有这样一句评价的话：“那时自己年轻，学识不足，文中有一些幼稚或不准确的提法。”
作为年轻一辈的学者，25岁的金冲及得到当年《历史研究》编辑部的首肯且顺利刊发与史学前辈商榷的文章，收获的可不是今天看来在高端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宝贵机会这么简单，更多的则是文中的独到见地受到史学界的重视，也得到胡绳的关注，激励其自觉投身史学研究的笃定与坚守。
此外，金冲及开始在《复旦学报（人文科学版）》《学术月刊》《读书》等期刊相继发表了《论1895年至1900年英国和沙俄在中国的矛盾》《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兼论护国运动的社会背景与性质》等文章。1959年，29岁的金冲及与学长胡绳武合作完成了第一部学术著作《论清末的立宪运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1年10月，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共同主办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汉口举行，这是金冲及参加的第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也是新中国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大型辛亥革命史学术讨论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会议由吴玉章主持，李达致开幕词，著名历史学家、中青年学者等聚集一堂，共同讨论了中国近代史上辛亥革命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这次研讨会，对金冲及一生的学术志业影响深远。“50年代初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研究方向，觉得自己刚刚跨入历史学的门槛，见识短浅，不好确定。”然而，同与会诸多学者充分交流和深入分析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后，金冲及决定将辛亥革命作为今后研究的重心，这一做便是30余年。1963年，他33岁时又与胡绳武合作完成了《辛亥革命史稿》第1卷，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出了清样稿。后来，因时局变化，出版一事暂时搁浅，后续的写作任务也随之停滞。
1972年，金冲及调入文物出版社工作，10年中先后担任副总编辑和总编辑。进入完全陌生的文物界和出版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此期间，他始终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地工作，也带动了《辛亥革命史稿》写作的重新启动。一处弛则百处懈。鉴于工作紧张和任务繁重，更因为1991年是辛亥革命80周年，他下狠心给自己立了期限，决定要在这一年完成书稿，“走不到爬也要爬到”。决心和毅力如此坚定，金冲及前后历时9年终于完成了《辛亥革命史稿》第2卷、第3卷的写作，第4卷也由胡绳武完成。在1991年辛亥革命80周年之际，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齐。这年，金冲及已经60岁。六十人生一甲子，多少往事可重来。在1990年12月写的“后记”中，金冲及颇为感慨：“这套四卷本的关于辛亥革命的著作终于写完，真觉得松了一大口气，算是实现了我们此生中的一项夙愿……把这部书稿写完，也可以说是对我们四十多年的诚挚友谊留下的一个纪念。”
辛亥革命史研究是金冲及史学研究历程中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重点。这部近150万字的《辛亥革命史稿》，各卷分别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中国同盟会》《1911年的大起义》《革命的成功与失败》，覆盖从甲午战争到“二次革命”失败，时间跨度20年。金冲及使用了大量一手史料，包括档案、官书、电文、会议记录、报刊、个人资料和回忆录等，扎实展现了辛亥革命发生、发展、胜利和失败的整个过程，叙事有主有次、有繁有简、有取有舍，以求最为客观、全面地呈现这段历史的真实状态。
199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支持下，郭沫若基金会设立了后来被誉为中国历史学界最高奖项的“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2000年1月，第一届颁奖大会召开，25部中国历史（下限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研究领域的优秀学术专著获此殊荣，《辛亥革命史稿》就名列其中，并作为目前为止篇幅最大、最完整的一部辛亥革命史研究著作，与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1980年）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研究室编写的两卷本《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的创立》（1981年和1982年），被认为是辛亥革命研究领域的三部经典之作。
虔诚与敬畏：党史研究创新局
1981年夏天，金冲及由文化部借调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参与《周恩来传》的编写工作。1983年，金冲及完成正式调入，在以后20余年工作中历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常务副主任，2004年离休。
在知天命之年，金冲及又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以往对中共党史只有一些常识，没有做过什么研究。到了50岁才大改行，步入这个新的领域，这确是我的弱点。”金冲及不仅要参加编辑出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文集、文献汇编，而且要研究这些领导人的思想和生平，重点是编写他们的传记。“所以办法只有：不气馁，不取巧，首先从系统地脚踏实地地钻研原始档案着手，多向其他同志请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保存着大量党史资料，特别是主要领导人的原始资料，徜徉于历史文献之中，是“太有吸引力”的条件了，使他的治史空间大为开阔，加之得到胡乔木、胡绳等老一辈党史理论家的耳提面命，更使金冲及受益极深。在新的工作岗位上，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撰写的《邓小平传略》，与其他同志共同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陈云传》《李富春传》等先后问世，影响深远。其中，《周恩来传》和《毛泽东传》分别获得第一届和第三届中国国家图书奖，这无疑是对他工作最大的肯定。在胡绳的主持下，金冲及在8个月时间里参与编写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近半篇幅，还多次参与中央重要文献的起草工作，“这对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了解改革开放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发展，有很大帮助”。
为高质量完成伟人传记的写作任务，他不仅认真阅读和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而且访问了上百人，做了大量口述访谈。金冲及坚信，档案固然重要，但档案反映的往往只是结果，在产生结果之前的过程，即事件参与者不同的意见、交流、磨合等更加重要，而要了解这一过程，参与者的讲述至关重要。金冲及特别指出：访谈，一是听他们说什么；二是听他们怎么说，他们的兴奋点、他们的语气与神态。因为，对于受访者所讲的所有事情，金冲及已经通过阅读档案做了全面细致的了解，他甚至比受访者更了解事情的全貌。但是，口述访谈能够带给他的是受访者的关注点、记忆点，这更有助于从不同侧面和视角了解历史事件，更有可能将传记人物写活，从而脱离演讲稿和会议稿堆砌人物传记的写作模式。
金冲及在伟人传记写作方面取得的成就，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系统的历史学训练和专业功底。在历史科学的维度中，长期关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与教学，为开展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广阔的学术视野。历史的发展绝不会是无缘无故的，总由当时的客观大趋势所决定。这就是必然性。中国近代史开始于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而无数仁人志士曾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不懈奋斗，最终他们的努力都未获得成功。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先辈的影响下，在前人奋斗的基础上成功展开了革命斗争。所以，金冲及认为，只有了解中国近代史，才能更好地理解和研究中共党史，这是由历史的延续性所决定的。在研究中共党史过程中，他特别强调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需要对同时期存在的民国史、国民党历史有深入的了解。“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历史知识丰厚、政治责任感极强，他在许多领域的建树是难以替代的。”同事们如此评价金冲及。
金冲及离休前，就已经出版了多部史学著作，除了《五十年变迁》《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等，《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和《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得到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和认可。
1999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回顾了中国在20世纪经历翻天覆地的百年巨变。金冲及通过运用大量第一手资料，夹叙夹议，为读者梳理出中国百年发展脉络，同时，对其中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给予了清晰的解释。之所以在20世纪即将结束时写就这本著作，金冲及有个心愿：希望总结20世纪革命、改革和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从而为21世纪提供更多有益的历史借鉴。
2002年出版的《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是金冲及年过70岁后利用工作之余完成的。他曾经在不止一个场合讲过自己的“1947年情结”：“1947年，不仅是我从高中进入大学的人生转折，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年，我从一个关心国事而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青年学生变成一个几乎全身心投入当时爱国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我在‘中国的1947年’里生活了整整一年，经历了它的全过程，亲身感受过当时那种时代氛围和大众心理嬗变。”对于中国而言，1947年发生了历史性转折：在这一年，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取得了绝对性优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很快到来的。这本书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短短一年内会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它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厚积与薄发：矢志不渝终成峰
金冲及曾说：“我这一辈子都是‘双肩挑’。”2004年，“经过多次申请”后，74岁的金冲及正式离休，拥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写作空间和时间。于是，在满75周岁的第二天，他便开始着手写作酝酿良久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动笔”，对不会用电脑写作的金冲及来说，是早就习惯的常态工作方式。这部120万字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就是用近三年时间一个字一个字“很笨”地撰写完成的，但是每个字都源于深厚家国情怀而生发出的强烈的理论责任与实践自信：“在岗期间，主要精力是投入集体写作。”“过去我做的多是一个个专题研究，到了老年，我觉得应该综合起来写一部纲要性的史书。可以说，这是水到渠成。”从甲午中日战争的风云到2000年新世纪钟声的响起，中华民族百年复兴进程中的曲折奋争与思想流变跃然纸上，这部“纲要性的史书”已成为金冲及研究中国历史的总结之作，也是几十年从事党史文献研究的思想结晶。2009年9月，该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后，2011年获得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耄耋之年为何要“自讨苦头”地写这部巨著呢？金冲及说：第一，在20世纪的100年里，他生活了超过70年。经历了这个世纪无数的风风雨雨、痛苦和欢乐，这就产生了一种冲动，想把自己亲历或知道的这段历史记下来。第二，命运使他成了一个史学工作者，从大学历史系读书到现在已经60多年。几次工作岗位和任务的变动，使他的研究范围恰恰基本上是从晚清到改革开放这100多年，所以有机会接触到这段时期比较多的历史资料。第三，动手时掂量过，自己的健康状况和精力看来有可能写完这部书，何况还有过去写的一些东西可以利用。这样，便下了决心。
其实，金冲及更根本的写作动机是，“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在变化的规模和深度上能同20世纪相比”。他说，对中国如此，对世界亦如此。只是对中国而言，这样的变化有战争、有动荡、有流离失所，也有革命、改革、开放，民众承受了无数的苦难和悲欢离合，也在奋力地挣扎、努力地拼搏。所以，唯有足够的用心、用智、用力，才能够做到向读者展示这一个世纪的苦难与落寞、繁华与喧闹。在这本书里，金冲及讲述了20世纪上半期的“革命”，也描绘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动荡和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他始终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该书最重要的主题，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初心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开这个主题，中国一个多世纪当中发生的大事都难以说清楚。这正是金冲及笔下的中国共产党，尽管经历了无数磨难，但终究为中国赢得了独立和解放，为民众赢得了富足和希望。
2011年12月12日，在81岁生日的前一天，金冲及完成了《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看待三大战役的》初稿。为什么又要写这本书？金冲及认为，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是国共历史命运名副其实的大决战，之前的研究大多关注于战争的某一方而，忽视另一方，继而无法看清事情的全貌。这本书聚焦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位迥异的历史主角，面对同一个问题、同一场战役，二人常常有截然不同的认知判断。从根本上说，战争的胜败取决于客观因素是否具备，取决于人心向背，取决于各级将领、战士及民众的共同努力，而有了这些条件以后，军事统帅的作战指导是否正确，无疑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从战争全貌的视角出发，胜败的关键不在于能领导多少军队，而在于能否领导时代的进程。
2016—2020年，“金冲及文丛”由三联书店相继出版，包括《向开国领袖学习工作方法》《第二条战线——论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转折年代——中国·1947》《联合与斗争——毛泽东、蒋介石与抗战中的国共关系》《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星火的启示：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发展》《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这些著作，集中展示了金冲及中共党史研究的诸多成果与心得体会。
今年，我们党迎来百年华诞。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即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结合数十年党史研究的经验和感悟，金冲及认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重视党的建设，是我们党在百年奋斗史中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作为党史工作者，金冲及深知自身所背负的研究责任与理论使命，新时代的党史研究与教育需要高质量的读物来满足理论传播与社会需要，只有更加积极刻苦地研究党史、宣传党史，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绵薄心力。
笃定与坚守：一生勤勉只求真
在历史研究过程中，金冲及始终认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理论，并且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机械式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观点，才能具体地分析和研究历史现象与历史问题。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与我们大不相同，但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同样与我们的时代进程相契合。
当被问及自己是如何接受并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别人灌输的，而是对当时流行的许多学说进行反复比较后作出的选择。的确，当时的中国流行着各种思想与理论，但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时代的洪流中历经千帆，被中国共产党和广大民众所接受，并指引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获得独立解放并最终走向共同富裕。金冲及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不断丰富发展的，不仅在于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创新，而且在于它不断吸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正确研究方法与理论成果，它是开放的、包容的，并非孤立的、排他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更应该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特性，并将其运用于研究和生活之中。
早年怀着对史学的无限热爱，金冲及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接受了系统的学术训练，本以为可以将毕生精力用于史学研究，不曾想大学毕业后主要工作大多是行政管理，从1951—2004年，金冲及辗转复旦大学、文化部政策研究室、文物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前后半个多世纪，履历丰富。“选择历史研究作为自己的毕生任务，虽然可说是乐在其中，同时也实在是一件苦差事。”面对新的工作环境，接受繁重的工作任务，金冲及永远秉承着“不等不怨”的积极态度。他说，要打破两个错误观念：一个是“等”，总想等到有条件、有时间再从事研究；一个是“怨”，抱怨客观方面的困难，抱怨没有时间。这两个“都是徒劳无益”的，唯有“自己抓紧一切时间进行学习和研究”才对。万事严中取，正是这个“不等不怨”，促使金冲及为辛亥革命史、民国史、中共党史等研究领域贡献了大量优秀作品和史学灼见。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离休后的金冲及依旧葆有对史学的深情挚爱，朝夕与学问为伴，理论思维与学术创新研究从未停止。
中国修史的传统是修隔代史，金冲及却强调当代人写好当代史，是无可推托的历史责任。他认为，“无论当代人也好，后代人也好，其实是各有各的‘时代局限性’”，与此同时，“当代人和后代人各有各的地位，相互不能替代”，当代人写当代史是无可推托的历史责任，不必有那么多顾虑，但是“决不能以为只有自己写的著作才是最好的，甚至以为这就是‘千古定论’”，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如歌行进。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金冲及皓首丹心忠贞本色，坚守初心使命、积极奋斗奉献，充分展现了新时代离退休干部的精神风貌。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金冲及获中共中央组织部“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表彰。如今，91岁高龄的金冲及先生依旧精力充沛，深刻的思维和晓畅的文字始终与时代共进，并坚实地镌刻进理论生活与学术生命之中，以前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如此。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