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硕

　　学人小传

　　袁世硕，1929年生于山东兖州。文学史家，山东大学终身教授。1951—1953年，在山东大学中文系求学期间，师从冯沅君、陆侃如等老一辈著名中国文学史家，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评议组成员、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出版《孔尚任年谱》《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蒲松龄评传》（与徐仲伟合著）、《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敝帚集》等专著，主编《元曲百科辞典》《中国文学史（四卷本）》（第八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古代文学史》（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项目，简称“马工程”）、《蒲松龄志》等，整理点校《清诗别裁集》，主持整理出版《王士禛全集》，编辑出版《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冯沅君创作译文集》（与严蓉仙合编）、《蒲松龄研究集刊》（1—4辑）等。

　　上一次登门拜访袁世硕先生还是2013年，适逢袁老执教60周年。八年来，已逾九秩之岁的袁老依然保持着对前沿问题的敏锐探索和学术创造，笔耕不辍。令后辈学者感佩的是，袁老的文字时常见诸学术刊物，展现他的新思考与新创见。2021年，由其弟子孙之梅编辑的《袁世硕文集》出版。这套文集皇皇五卷，贯穿了袁世硕进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一路走来的治学成果集萃。墨绿色的封面庄重雅正，拓印着袁老早年手稿的笔迹，读者打开文集即能循着袁老的学术人生，重温这位古典文学界大家耆儒走过的每一步坚实足迹。

　　忆同学少年之风华

　　1929年，袁世硕出生于山东兖州。彼时的兖州还叫滋阳，从20世纪20年代的军阀持续混战，到30年代日军入侵占据，这座位于鲁西南的小县城饱受时局动荡之苦，袁世硕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度过。出生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不可能幸福，不过，袁世硕总能乐观处之，他说自己走过的人生，“比大多数人来说，是幸运的，而且每一步都水到渠成”。至髫龄之年，他被家中长辈送入私塾开蒙，从《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龙文鞭影》，一直念到《诗经》。“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尽管已经过去八十多年，儿时背诵的章句，这位耄耋老人依然朗朗上口。幼年时期的古文熏陶，也为袁世硕此后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20世纪初，各地开始兴办公办、民办学校等现代教育，传统私塾日渐式微。眼看着身边不少小伙伴上了“洋学堂”，袁世硕心生羡慕。经过一再坚持和“抗争”，家中长辈最终同意12岁的袁世硕进入当地一所名为“韦园学校”的高小课堂。得偿所愿的袁世硕兴奋异常，学校里教授的丰富课程，更是一下子打开了少年袁世硕求知若渴的心灵。1943年，他高小毕业，去外地求学又不得不面临增加家庭负担的苦恼。幸运的是，这一年滋阳县兴办了第一所中学，他再次得以顺利在家乡继续学业。中学时的袁世硕酷爱理科，尤其痴迷数学，尽管此后并没有从事这方面研究，但是在袁世硕看来，自己在文学研究中追求逻辑严密和考证严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早年学习数学受到思维规范的训练。及至晚年，袁世硕一直保持着对自然科学新发现新进展的关注兴趣，这样一种开放的学习心态和广博视野在人文学科确属难能可贵。

　　在中学的课外阅读中，他对文史书籍尤其对文学作品有着更为浓厚的兴趣，比如鲁迅的《呐喊》、郁达夫的《沉沦》，古代的《今古奇观》《聊斋志异》等。少年袁世硕已经敏锐地感受到文学语言重塑现实世界的无穷魅力。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每一个年轻人的心中都澎湃着推翻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热情。袁世硕也不例外，他和很多同学一样，被山东作家臧克家创作的诗歌中寻找光明的希望、迸发爱国的激情所感染。不仅读诗，作为文学青年，袁世硕也不断尝试着个人创作，“我将自己的诗写在墙报里，记得有这么一句——‘人间的罪恶太多，连上帝都哭泣了。’老师读后对我称赞有加”。如今回想起来，这些诗作尽管十分稚嫩，却在当时袁世硕的心中深深埋下了对文学的持久热爱。

　　然而，考虑到家庭条件困难，中学时期的袁世硕并未对自己的未来抱有“奢望”。1948年，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组建华东大学，并在当年11月迁校址到济南。1949年，袁世硕中学毕业后，顺利公费考入华东大学。1950年，这所旨在为新中国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开始向正规化大学过渡，后经中共中央决定并入山东大学。袁世硕也随院校合并进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学习，自此，袁世硕与中国文学史研究结下了一生不解之缘。

■袁世硕从教65周年纪念大会合影，与会者多为袁老学生。袁峻先生/供图

　　效先师严谨之学风

　　山东大学素以文史见长。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沈从文、闻一多、洪深、老舍、方令孺和梁实秋等一批文学名家执教山东大学讲坛，开风气之先，山东大学成了袁世硕等一代青年心向往之的高等学府。新中国成立之初，山东大学再度迎来大师云集、风采卓绝的辉煌发展时代，这一时期“冯陆高萧、八马同槽”的强大阵容传为佳话。其中的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各有专长，袁世硕最大的幸运就是在他最好的年纪遇到这些最好的老师。能够就教于慕名已久的老师，袁世硕格外珍惜在山东大学学习的美好时光，每门功课都无不刻苦勤奋。文艺理论课上，为他们授课的吕荧先生白皙清癯，常以俄罗斯文学作品为例，给大家讲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正是在吕先生的课上，袁世硕意识到，在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中文学理论的重要性。不过，让袁世硕记忆最深的还是陆侃如、冯沅君两位先生教授的中国文学史课。“冯先生讲‘唐宋传奇概论’，资料掌握丰富、娴熟，分析论述深入、精到，真是名不虚传。”袁世硕的学习兴趣不仅被吸引到中国古典文学中来，他还被推选为中国古典文学课代表，对冯先生的课就更加认真投入。一次次优异的表现，很快让冯沅君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就在大学快毕业的一节课上，平常极少当堂提问学生的冯先生，出其不意地点了袁世硕的名，让他朗读一篇古文。被突然“提”起来的袁世硕无比紧张，但很快就平静下心绪，句读无误地读完了全篇。原来，冯沅君先生当时在为古典文学教研室物色一名助教，那次“突击”提问正是冯先生对袁世硕古文基本功的测验。经过这次测验，冯先生更加确定了心中的人选，向校务委员会提议让袁世硕留校。事后，袁世硕听说，当校务委员会讨论各系留校助教的名单时，冯先生竟在会议室外面坐等，直到讨论完毕得知推选通过，她才放心离开。

　　袁世硕留校后，冯先生主动承担起指导这位青年助教的工作，不仅为他制定了细致具体的进修计划，还在繁忙的教学科研工作之外，对他悉心辅导。冯先生以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为专长，袁世硕在先生指导的《宋元戏曲考》注释工作中，开始熟悉文献资料，积累专业知识。“我后来主编《元曲百科辞典》，也是得益于当年进修时的积累。”更为袁世硕所推崇并秉承的，是冯先生一生治学之严谨和做人之谦逊的学德、学风。20世纪60年代，袁世硕参与由冯沅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下编）工作时，涉及对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的《圆圆曲》和《楚两生行》两首诗作期的推算。刚刚完成《孔尚任年谱》的袁世硕满怀信心地给出了自己分析的依据，“但是，冯先生在定稿时经过重新缜密考定，推翻了我初稿中的意见，做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这件事当时让我难为情，但也使我对先生更加敬重”。

　　1979年，在冯沅君去世4年后，袁世硕承担起整理编辑出版《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的任务。在整理先师生前笔记时，袁世硕惊叹，“先生要读多少书，才获得对研究课题有用的材料！”冯沅君著名的《古优解》一文，尽管只有6万余字，她却阅读了数十倍的文字资料。“如果把人文研究只是看作写文章，那是对人文学科的误解。如果只是为了写文章，才搜集点大路边上的材料，不肯下功夫进行发掘和分析材料，就如同自然科学研究方面不肯多做实验、多取得实验数据一样，那是不可能对所研究的对象做出符合实际的认识和论述，更不可能有所发明、有所成就的。”受先师影响，袁世硕进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也将严谨求真的治学精神作为自己踏踏实实做学问的第一要义。“80年代初，我开始研究《聊斋志异》，就是本着这样的治学态度，发掘有关的文献资料，穷数年之力，写出了《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

　　考名家名作之渊源

　　如今，在不少年轻学者看来，袁老甫一进入古代文学研究，就为自己的学术之路确立了一个高起点。这个“高起点”说的就是袁世硕1961年完成并在1962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孔尚任年谱》。袁世硕留校后深受冯沅君先生的学术影响，广泛阅读元明杂剧和明清传奇。不得不说，他选定了自己的“山东老乡”——清初戏剧作家孔尚任及其作品《桃花扇》作为研究课题，也出于一种潜在的乡土情结。为了稽考孔尚任生平事迹，袁世硕曾去曲阜、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图书馆搜集资料。不过，袁世硕作《孔尚任年谱》可不同于一般的“年谱”整理，而是着重考索孔尚任经历中与《桃花扇》创作有关的人和事。在此之后编写的不同版本《中国文学史》在提及《桃花扇》时，都无法回避这部年谱的重要性，以其中提供的资料作为评论依据，足见其重要性所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戏曲曲艺卷”“中国文学卷”，在“孔尚任”条目后都将该年谱列作“重要参考书目”。

　　时隔25年，在学界同仁的大力呼吁下，1987年齐鲁书社再版了《孔尚任年谱》。这次修改、增补，实为修订本，虽体例仍旧，但“在篇幅上较原本增加了一倍”，利用获得的新材料，增入了一些经过考证的重要人事，譬如对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里提到的人事的完全考索，以及经过综合各种有关材料的考证，对孔尚任罢官这一历史“疑案”做出了合乎情理的判断，是袁世硕对孔尚任研究的又一次提升。更重要的是，修订本增入了许多可见孔尚任心迹的内容，尽可能地反映出谱主一生的心路历程，为理解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动机、主导思想提供了翔实依据。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春风激活了一度沉寂的学术界。已逾知天命之年的袁世硕如同重获青春一般，迎来学术事业的第二个高峰，那就是他倾注精力最多、成就最大的“蒲学”。早在少年时期，袁世硕曾一度着迷于《聊斋志异》，其中花妖狐媚的形象在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长期以来国内研究古典小说者，多偏重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长篇白话小说，相较而言，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的研究却显得“门庭冷落”。时隔多年，袁世硕将目光再次投向这块未经深耕的研究园地。为了让自己的研究有充足文献作为基础，袁世硕多次到蒲松龄的故乡淄博市调查走访，还东渡扶桑阅览了东京庆应大学的“聊斋关系文库”文献图籍，搜集到了多种已往的研究者未曾发现的珍贵资料。利用这些鲜为人知的文献，袁世硕对蒲松龄一生的行迹、交游、著述做了条分缕析的重建工作，同时对《聊斋志异》的几种早期抄本和传世不广的早期刊本，作了考察和辨析，从而为重新整理出一部接近蒲松龄原稿原貌的《聊斋志异》提供了基本原则。基于以蒲松龄交游为纲的考证，袁世硕在几年间陆续撰写了《蒲松龄与张笃庆》《蒲松龄与孙蕙》《蒲松龄在西铺毕家》《蒲松龄与王土禛交往始末》《蒲松龄与朱缃》等十多篇文章，连同考察蒲松龄著作版本的文章一起编成《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成为“蒲学”研究的奠基之作。美国汉学家白亚仁读完这部著作后评价道：“作者填补了以往研究的很多空白或者不够翔实的地方，大大丰富了我们对蒲松龄及其著作的认识。”

　　细心的读者们会注意到，无论是《孔尚任年谱》还是《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袁世硕都是选择从研究古典文学作家着手。对于这一研究“偏好”，袁世硕解释说，“从主观方面说，我坚信一个道理：读其书，要知其人，论其世。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因为任何一个作家都是生活在一定历史条件所形成的社会环境中，文学作品是一位作家的精神创造的产品，归根结底，是其某一个时期的部分生活经验的结晶和反射”。在考索蒲松龄生平事迹中，袁世硕发现了很多与《聊斋志异》的故事有内在关系的人和事。袁世硕认为，以往的研究大多忽略了《聊斋志异》的生活之源。通过蒲松龄其人其事的考察可以发现，蒲松龄作《聊斋志异》并非全是“闻则命笔”式的记述听来的奇闻逸事，也有依据他个人的经验、感受而编织的故事。在《袁世硕文集》出版发布会上，北京大学教授廖可斌注意到，“袁世硕先生走的是一条由点到面再到线的学术之路。以孔尚任及《桃花扇》研究，和蒲松龄及《聊斋志异》研究的个案为基点，将自己的研究领域一方面横向拓展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全面研究，一方面纵向延伸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深入探讨”。

　　“不入主流，难成一流。”袁世硕由《孔尚任年谱》而成名，既而转向蒲松龄和《聊斋志异》，此后又领衔主持了《王士祯全集》的整理与研究。在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左东岭看来，袁老选择的研究对象，从地域上看，关注的均为山东作家，但是从高度上看，均为一流作家作品；从类型上看，他们分属于戏曲、小说与诗文不同文类，覆盖了中国古代尤其是清代文学最为重要的几种文体，体现了袁先生对文学史全局驾驭的能力，展开了对文学的立体研究。

　　构史论互动之圆融

　　《孔尚任年谱》《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让袁世硕以考据功夫闻名于学界。虽由文学史实考证起步，但考证却不是研究的终极目的，或者可以说，袁世硕对文学史的研究“志不在此”。就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研究来说，袁世硕并没有止步于蒲松龄生平事迹考索的完成，而是在此基础上，通过稽考聊斋故事的本事、来源，进入文本的细读，将其放在志怪小说的文学史发展脉络中，进而解析《聊斋志异》文本内部诸种成分、因素，理解其独特内蕴、艺术、创作手法，“与前出作品联系起来，可以察知小说文本结构中某些因素的消长、变异，由此发现小说演变的历史轨迹。”在这一明确的方法论指导下，袁世硕对鲁迅给《聊斋志异》所做的论断做了进一步的理论突破。在他看来，《聊斋志异》尽管与唐人传奇似乎采用了同样的“用传奇法”，却不是在“志怪”猎奇，这与之前的志怪小说已有了性质上的差异。“作家虚构出的狐鬼花妖故事，并不是他着意表现的本体内容，而是着意表现作家个人感受、感知和向往等内容的载体。”不仅如此，袁世硕还意识到，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与神怪之事由内容变为形式、方法的变化相伴随的还有宗教神秘意义、神道观念的功能的改变。袁世硕先生对古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贡献也并未止步于每一个“就事论事”式的探讨，而是始终带着对古代文学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深刻关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文学史的性质、文学史与历史学、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史与伦理学、文学史与考证学、文学史与诠释学、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等问题，袁世硕撰写了一系列理论文章。正如廖可斌的观察，“在年辈相近的古代文学研究学者中，几乎没有人像袁先生这样对文学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做过如此系统的思考和论述”。袁世硕将自己的理论自觉追溯到年轻时期。“在学生时代我曾选修过哲学课，受惠最深的是读过恩格斯晚年写的一批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里面论述了意识形态各部门发展演变的动因、常规、转化的错综形态等问题，我在研读这部分文献期间做了我有生以来最多的读书笔记。”后在留校任教初期，华岗校长给教师们上哲学课，袁世硕学得特别认真，还经常联系文学史中的现象加以哲学思考，形成了他治中国古代文学史思路的起点，“那就是对于古代文学作品，重在从历史联系中知其所以然，而不以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为归宿”。

　　中国传统学术长期以来存在考据与义理的对峙，在现代学术谱系形成后，受这种学术传统加之西方学术方法的影响，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两个“圈子”长期以来存在彼此疏远的现象，前者受老一辈治学方法影响，偏重文献、考证，后者则存在脱离文学史或文学作品而谈理论的偏颇。对此，袁世硕很早就提出了反思，并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文学史研究要掌握和借助文学理论，也可以生发、深化文学理论，两者应当是互动的”。他举例说，古今中外许多杰出的理论家是从对古今作品的批评、诠释中提出理论，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如中国的刘勰、金圣叹等，西方的黑格尔、别林斯基等。而袁世硕本人也身体力行，力图通过解析、诠释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达到理解、认识的深化，发现现象背后的普遍性问题，由此提升或丰富文学理论。

　　及至晚年，袁世硕对文学理论一直保持着不断学习与思考的开放态度。不过正如其弟子、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平所论，袁世硕对西方的文学理论方法，并非全盘接受也不简单排斥，而是主动接触、审慎辨析。2003年，袁世硕一度研读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及其衍生的接受关系理论，撰写多篇文章对其哲学诠释学提出中肯的批评意见。

　　酝教学相长之佳酿

　　身为大学教师，承担着教学任务；同时作为科研工作者，也面临科研压力，这被当代很多学者视为“两难”处境。袁世硕却坦言，身兼教学与科研两职，却从未让他感到有什么矛盾，不过要问哪一个身份更加重要，他总是很笃定地说，“我这一生首先是一名古代文学史的教师”，而且“我的研究也大多得益于我在教学过程中的思考”。1955年，袁世硕“受命”走上大学讲台，讲授中国文学史明清部分。小说是明清文学史教学的重头戏。一开始，袁世硕感到很吃力。“为了上好课，应答学生们的提问，我不得不认真研读教学大纲中规定的那些小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几部明清小说名著的争议颇多，在教学和答疑中无法回避。他在准备讲稿时反复思考学术界争议的问题，并将这些思考写进讲稿，带到课堂，经过反复打磨，就写成了文章。“我早期发表的文章大多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形成的。”袁世硕在教学与科研的互动中尝到甜头，“系里安排新的教学任务，比如给一名越南留学生讲中国元明清时期文学与哲学的关系，我接了下来，后来发表的《明中期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思潮》，就是讲稿中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一节”。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昕感慨自己师从袁先生六年的读书生涯，“最受益的就是先生为我们开设的小说史、戏曲史课程。他的课不是一般地诠释作品的思想史意义和称扬作品的艺术成就，而是从争议的分歧点反观小说文本，找到深入解析的切入点”。在王昕看来，这是袁世硕治学的“金针”。

　　出于内心对学生和大学讲台的重视，袁世硕始终坚持“随学随教，随教随研”。1998年，在40多年教研互动中产生的学术文章，被收入文集《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纵览这部文集，研究《红楼梦》的论文有9篇，研究《水浒传》的有6篇，研究《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的论文各4篇，研究《金瓶梅》的有3篇。构成文集主体的这些文章，体现了袁世硕的学术眼光，即如他经常对学生们的劝勉，“要有勇气对重要的、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做出回应，以使研究具有持续性和结构的深度”。袁世硕的学术创造力并未因年暮而消退，及至2021年1月，《文学遗产》发表了他的最新力作《元杂剧三家考实》，令后学钦佩之至。

　　如今，袁世硕培养的学生很多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尤其在“蒲学”领域，袁老开垦的这片学术园地早已人才济济，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对此，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宁稼雨说，“袁先生既是一位出色的学者，也是一位出色的学术园丁”。一些后辈学者虽未曾亲炙于袁老，亦广受泽被。宁稼雨告诉记者，不久前，他收到袁老一封亲笔信，对他近年来研究中的一处问题提出了商榷，但仅限于二人之间的交流，并未扩大讨论。“这封信我会一直珍藏，信中可见他一贯治学之严谨，更可见袁老的高风亮节和坦荡胸襟。”

　　袁世硕将自己传授给学生的治学精神总结为八字箴言：“工夫要死，心眼要活”。2003年，袁先生执教50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的“袁门”弟子将各自在专业领域撰写的代表作品汇编成集，作为回报恩师的一份特别贺礼。在这本纪念集的后记中，八字箴言仍然在后辈中交相传诵，学术和精神代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