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汉学家对中国典籍的翻译是中国文化跨语言、跨疆域传播的重要一环。相较于国内学者的“外译”，海外汉学家不仅拥有语言优势，对海外受众的文化消费品位与习惯也更为熟悉，能够更有效地避免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美国汉学翻译家华兹生（Burton Watson，1925—2017）被誉为“本世纪最高产的中国文学翻译家”，其译作涵盖了先秦学说、史学典籍、诗词歌赋以及佛禅著述等诸多类别，多达28种，且多次因译文出色获各类翻译大奖，是当代美国汉学翻译家的典范。他的译介活动横贯整个“冷战”时期，是整体把握战后美国汉学翻译史的重要线索，对当下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先秦学说译介

　　华兹生译介的先秦学说著作包括《墨子》《荀子》《韩非子》《庄子》和《论语》等。二战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率先开设了涉及东亚语言、文化、政治、经济、历史、宗教等的课程。为解决当时汉学相关资料匮乏的问题，该系启动了大型翻译项目“东方经典著作译丛”。丛书卷帙浩繁，“专为普通读者和学生而非从事亚洲研究的学者而译”。作为该项目的主要译者，华兹生先后选译了《墨子概要》（1963）、《荀子概要》（1963）、《韩非子概要》（1964）和《庄子概要》（1964）。1967年，出版了译著合集《墨子、荀子、韩非子概要》。这些译本颇受欢迎，并多次再版，直至今日也堪称“翻译奇迹”。

　　2007年，华兹生又翻译了《论语》，其“翻译用语平易口语化，内容通顺连贯，以至于几乎不需要解释”。其译本的主要特色体现在翻译副文本上。在译作序言中，他对先秦诸子及其学说源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缕析与评价，并结合中国社会与思潮流变的宏大背景，对学说的历史地位进行评说。这种做法增添了译本的阅读趣味，对于不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读者而言，无疑是增进译文理解的良策。

　　史学典籍译介

　　华兹生对中国史学典籍的译介奠定了其在美国汉学界的学术地位，尤其是他对《史记》的译介与研究，堪称典范。20世纪50年代起，华兹生开始从事《史记》研究和英译工作。1958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司马迁：伟大的历史学家》。这是西方学界研究司马迁和《史记》的开山之作，也是西方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1961 年，华兹生出版了《史记》译本。该作共翻译了《史记》65卷，译文可读性与文学性很强，于1962 年和1968 年两次重印，创造了中国典籍翻译出版的辉煌成绩。1993年，华兹生对该译本作了修订，更名为《史记：汉朝》。同年，华兹生推出了新译《史记：秦朝》。华兹生的另一个《史记》选译本是1969年出版的《〈史记〉选译》。该译本包括1961版的13篇译文和5篇新译文，内容主要涉及人物列传，旨在提供一部面向普通读者而非学者的译本。该作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国代表作品丛书”，对《史记》在西方的传播与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华兹生还选译了《汉书》与《左传》的部分章节。两部译本均秉承《史记》翻译风格，译文文采飞扬、晓白流畅，与其他晦涩难懂的学术性翻译形成鲜明对比，增加了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与舒适度。

　　古典诗词译介

　　华兹生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译介贯穿其翻译生涯的始终，成就卓然。二战后，许多美国青年钟情于东方文化，尤其是禅宗信仰。旅日期间，华兹生结识了日本禅宗大师鲁斯·佐佐木，并在其鼓励与帮助下翻译了寒山诗。他还跟随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学习中国诗词。华兹生多次表示“希望译本是为大众读者，而不仅仅是为专业人士而译”。这种“普及性”的翻译意识，使其译本为西方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中国古典诗词之门。

　　1962年出版的《唐代诗人寒山诗100首》是华兹生最早翻译的中国古典诗词。此后，他先后翻译了《早期中国文学》《宋代诗人苏东坡诗选》《汉魏六朝赋文》《中国抒情诗风》《随心所欲一放翁——陆游文选》《哥伦比亚中国诗选》《苏东坡诗选》《白居易诗选》《杜甫诗选》《陆游晚期诗歌》等多部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当属《哥伦比亚中国诗选》。该书共选录了从先秦到南宋2000多年间97位诗人的442首诗文，体裁涉及诗、词、谣、赋等，译诗与评论结合，并配有详细注释。该书现已成为美国学界研究中国文学的必读书目，并作为教材在美国大学普遍使用。

　　佛禅著述译介

　　华兹生对佛教和禅宗有浓厚兴趣，其翻译的第一本佛学著作是池田大作的《我的佛教观》。该书于1976年以Living Buddha的书名出版。此后，他陆续翻译了《维摩经》（1993）、《莲花经》（1997）、《临济录》（1999）与《法华经精华选译》（2001）等佛学著作。其中《临济录》是目前影响力最大的英译本，在西方禅宗研修群体中广为阅读，对西方的临济禅宗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华兹生一生醉心于中国文化译介事业，译介内容丰富、类别多样，几乎每部译著都广受欢迎。他的译作为西方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门，这对当下主动寻求“走出去”的中国学者具有较大的方法论启示。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既需要我们主动“走出去”，也需要海外译家“引进来”。只有借助这种内外的合力，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事业才能真正走向辉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华兹生汉语古籍译介模式、传播与影响研究”（19CYY02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