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一批从事中国文学、历史等研究的华裔学者赴美潜心于中国文史研究，他们为美国的汉学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美国汉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房兆楹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明清史、近代史方面有着极深的造诣，是闻名海内外的历史学家、文献学家。

　　房兆楹，字肇颖，别名兆颖，1908年生于天津，祖籍山东泰安。192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数学系，获得理学学士学位。1930年，毕业于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这所学校创立于1920年，是我国图书馆学专业的摇篮，也是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前身。在这里，房兆楹接受了专业的图书馆学、档案学等专业知识的训练，成为他从事文献学研究的开端。

　　图书馆学专业毕业后，房兆楹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了两年助理馆长。1932年，他远赴美国，在哈佛大学继续读书。在燕京大学担任助理馆长期间，房兆楹结识了他的人生伴侣——杜联喆女士，二人于1934年结为连理。从此，房兆楹便与妻子杜联喆一起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房兆楹精通多种语言，致力于明清史、近代史的研究。他翻译的作品成为沟通东西方学术的桥梁，为中国了解世界、世界知晓中国做出了那一代人的努力。

　　1929—1931年，房兆楹翻译发表了大量西方文献，其中不乏对西方理工学科发展现状的介绍，这与他的图书馆学、档案学专业相契合，成为国人全面了解世界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发展的先声。1929年底，他翻译发表了Maurice G. Hindusa（1891—1969）的著作，让国内的读者了解了俄国、美国等国家的婚姻家庭制度，了解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婚姻、家庭与私有制的关系的论述，以此来引导国内的青年学者探讨家庭问题。除此之外，房兆楹在1930—1931年集中撰写关于卡片目录用法、图书馆买书法、图书馆经营法、工艺图书馆馆员等文章，还为馆藏的明嘉靖本阳明先生存稿作了跋，显现出了深厚的史料考证功底。

　　1932年12月，房兆楹和杜联喆合编《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他们选取十种总传录其目，得到目片四万多张，进而采用中国字庋撷法排钞录，由并田继综、石兆原二位先生相助校对原稿，历时约一载而书成。这部引得作为查索清代人物传记的工具书，成为中国史研究者的重要参考。

　　在担任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研究助理（1934—1943）期间，房兆楹与人合编《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在这部引得的序言中，房兆楹提出，要为光绪朝十三科以及游学毕业考授的进士校订增补，以此来编写整个清朝的进士名录。他在美国期间也曾与国内学人联系，得至同治七年的《历科进士题名录》，该引得用的乃是《续说郛》节本。由此，形成了一部先文集、次史传的清朝进士名录，也是一部出色的历史学和文献学研究资料。

　　1943—1945年，房兆楹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参与主编两卷本《清代中国名人大辞典》。胡适曾高度赞扬这两卷大辞典为“今日仅见的一部对中国最近三百年历史整理得最详尽也是最好的典籍”。

　　除此之外，房兆楹还先后参与编写了《清代名人传略》《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明朝人名录》，这三部著作均用英文写就，是国际汉学研究者重要的参考资料，也是房兆楹晚年有关中国近代史、明清史以及人物传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20世纪70年代，房兆楹与杜联喆同时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颁授的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

　　房兆楹曾编写汉语教材，用以教授喜汉语修汉史的学生。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在哈佛等25所大学实施了“陆军特别训练计划”，参加这项课程计划的有赵元任、邓嗣禹、费孝通等研究亚洲历史的学者，由当时还是博士研究生的周一良、杨联陞等人担任助教。1943年4月，受美国陆军部的聘请，房兆楹加入耶鲁大学的这项计划，在中文班里教授汉语。为了更好地满足教学需要，他与霍凯特合作编写了一系列具有实用性的汉语口语教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房兆楹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和研究环境，他的教育事业与图书馆学研究都有了发展的契机，无论是华盛顿大学，还是伯克莱加州大学，抑或是堪培拉澳洲国立大学，都成为房兆楹学术人生中的重要旅程。在这些地方工作期间，房兆楹和杜联喆培养了一批汉学研究者，芮玛丽、史景迁、倪德卫等知名的明清史研究者都师出其门。

　　在这些美国学生中，以史景迁最为知名。1962年，史景迁专程赴澳洲拜师，房兆楹为史景迁取了中文名字，并寄语“做历史的要学习司马迁”。随着两人交往的深入，他们对两种文化的碰撞也有着相似的理解和感受。房兆楹认为，做研究就要兼顾两种文化之长，从正史中发掘历史细节，以小见大，从而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有价值的学术贡献。

　　到了晚年，房兆楹和杜联喆把大量收藏多年的图书陆续捐赠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二人为历史学、文献学的研究保存了火种。1985年，房兆楹与杜联喆应邀回国讲学，不幸因心脏病突发，于4月26日逝于北京。房兆楹的一生，可谓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典范，培养了可以继承其学术思想的研究者，他留下的文字也具有穿透时空的力量，影响着研究近代史、明清史的后来者。

　　（本文系中宣部课题“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之策略研究”（WEH3152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