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1880—1972），著名历史学家，在历史文献学、元史、宗教史等各个领域都有精深的造诣，20世纪初被认为是与王国维并称的两位足以傲视西方的历史学家，也曾经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界“南北二陈”。相较于陈寅恪对现代比较语言学的综合使用，陈垣一般被认为是史学方法相对传统的学者。但实际上，如果将陈垣置于戊戌维新时期以来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中，则可以发现，他的学术接续古今，在整理传统历史文献学方法、开拓历史学新领域方面，具有现代学术追求的自觉。

　　把汉学中心从国外夺回北京

　　发展中国学术，是20世纪初中国学人的普遍抱负，中国近代历史学家陈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据郑天挺回忆，大约在1923年，陈垣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类似的话，陈垣的学生如陈述、翁独健均在不同场合听他重复表达过。

　　把汉学中心夺回北京的使命感主要源于两点，一是中国文献流失散佚严重，以敦煌文物和莫理循文库为大端；二是西方汉学的兴起。陈寅恪提出，敦煌文物自发现以来，日本、法国、英国都有贡献，而“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故而，当时有“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说法。陈垣早在1924年即将北平图书馆藏敦煌经卷八千余轴分门别类编成目录，命名为《敦煌劫余录》，后于1930年出版。关于书名“劫余”之说，有朋友劝陈垣，此二字是否太“刺激”，陈垣却说“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的愤慨之思，怎能更改！”

　　沈兼士也对当时中国学术在世界上几无立足之地表示痛心：“以中国古物典籍如此之宏富，国人竟不能发挥光大，于世界学术界中争一立脚之地，此非极可痛心之事耶！”1929年，陈寅恪有“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的诗句。同年，陈垣在题为《中国史料的整理》的演讲中，也有极其类似的感叹：“反之，若是我们自己不来整理，恐怕不久以后，烧又烧不成，而外人却越俎代庖来替我们整理了，那才是我们的耻辱呢。”至20世纪初，系统整理包括史学在内的中国学问成为学者的共同使命。可以说，陈垣的现代学术自觉和使命感，主要源于近代史屈辱背景下的民族自尊。

　　修成马路公路的方法

　　肇端于北大国学门的整理国故运动带动了历史学和宗教学等人文学术的现代转变。作为北京大学国学门第一批导师，陈垣也参与其事。1923年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提出整理国故的方向之一是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并提出了“索引”“结账”与“专史”三步走的方案。1929年陈垣在燕京大学现代文化班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史料的整理》的演讲，几乎就是“索引”和“结账”式整理的对策发挥。

　　陈垣非常强调索引等工具书的编纂，他认为，不论是类书、笔记、文集、群书篇目备纂还是其他重要书籍，都应该编制目录，最好有总目录、分卷目录，再加上索引。他说，古代的类书工具书按韵或类排列，使用很不方便，必须加以改良，达到“小学生都能利用才行”。

　　1925年，陈垣完成了两本史学年代工具书：《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研究元史时，陈垣常常为难以计算出历史上某日在其他历法中相应的日期而困扰。1922年春天，他请常服元编制了一部《回历岁首表》，用表列出回历每年的岁首相当于中历及西历的何年何月何日。然后，他自己分别编了《中历岁首表》和《西历岁首表》。因为中历每年要置闰月，回历没有，大约三十年两历就相差一年，三百年就相差三年，所以陈垣发愤将两千年的朔闰先考订，并参考其他历书和史书，编成自汉至清的《二十史朔闰表》。又将中历朔闰和回历月首，按西历四年一闰的月日，创为表格，然后以考定之中历朔闰及回首日历岁首，按表填入，编成《中西回史日历》。这样，中西回历中的任何一天，都可以在表格中查出在其他两历中的日子。陈垣称之为“两千年之中西月份牌”和“一千三百五十年之西域斋期单”。这两份表格的计算和设计，陈垣先后五易其稿，花费四年时间。但是他认为，这是值得的，“兹事甚细，智者不为，然不为终不能得其用。余之不惮烦，矣期为考史之助云尔，岂敢言历哉”。

　　陈垣在演讲中谈道，机器已经可以代替人工打字印书，但是却不能代替人读书，“我们虽然不能以机器代替我们读书，我们尽可以改良读书的方法，整理研究的材料，使以最经济的时间得最高的效能，正如我们中国现在虽然不能全建起铁路来，尽可以先修成公路马路一样。今天我要说的，便是这种修成马路公路的方法”。对陈垣来说，索引年表等工具如同“机器”一样，可以提高研究的“效能”，就相当于是前电脑时代的搜索引擎，虽无法与今日相比，但也是大大提高了研究的效率，无疑是一种现代追求。

　　历史文献学的“结账”实践

　　清代是校勘学的兴盛年代，学者成果卓著，但直到陈垣，才将中国校勘学的传统学问做出系统总结，即校勘四法。一对校法：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有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二本校法：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直其中之谬误；三他校法：采前人之书、后人之书及同时之书校之；四理校法：在没有古本依据，或数本互异，无所适从时，可运用专门知识来考证。这四法，又是在“充分总结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提出的”。对校法是对汉代刘向“仇校”的总结；本校法归纳了吴缜《新唐书纠谬》和汪辉祖《元史本证》的方法；他校法概括了《晋书校文》、岑建功所刻《旧唐书校勘论》的方法；理校法则综合了段玉裁、王念孙、钱大昕的方法。陈垣从乾嘉学者那里继承了很多，他曾购买乾嘉学者的书籍、著作手稿、读书笔记和论学手札，研究王念孙《广雅疏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的部分手稿，从他们如何著书，怎样修改，将所引的资料一换再换，从而学到他们治学和著书的方法。

　　校勘四法，可以说是陈垣对校勘的结账式处理，并开拓了历史文献的校勘学，《元典章校补释例》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陈垣在沈刻《元典章》中查阅出的一万两千条错误中，挑出一千两百条，归纳出史书校勘的通例，写成该书。胡适评价此书“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伟大工作，也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次走上科学道路”。1956年中华书局重版时，陈垣将其改名为《校勘学释例》。校勘是中国的传统学术，但冠之以“学”，则是近现代才有的。陈垣在教学中开设校勘学课程，并将著作改名为《校勘学释例》，说明陈垣有总结传统学术方法，为中国历史学研究开拓校勘学方向的现代学术自觉。

　　在文献学方面，陈垣还总结了中国的历史避讳学，撰有《史讳举例》。此外，他在目录学、版本学、年代学等方面也有突出的贡献。有学者认为，陈垣将“清代学术中各种零散的考据手段，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系统总结，从而形成多门专学”，“对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建立了一定的基础”。

　　20世纪30年代，陈垣的弟子提到，陈老师深以中国史学不发达为憾，常说“日本史学家寄一部新著作来，无异一炮打在我的书桌上”。因此，他就更加努力钻研。他的学生刘乃和也不止一次听他讲：“每当我接到日本寄来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论文时，我就感到像一颗炸弹扔到我的书桌上，激励我一定要在历史研究上赶过他们。”可以说，民族情感是驱使陈垣在学术上与欧美日本争胜，既总结传统学术，又开辟史学新领域的动力。之所以能够推陈出新、继往开来，则建基于他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精深把握和既立足中国又开辟新境的魄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