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新时期，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下，我国电影界开始了译介西方现代电影理论的西学东渐过程。彼时，现代电影理论主要是通过报刊翻译与研讨讲习两种路径展开的。例如，1984年至1988年间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举办的以美国学者为主要主讲人的五期暑期国际电影讲习班，以及《世界电影》《当代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等刊物的译介传播，对中国当代电影研究影响深远。20世纪80年代，西方电影理论的引介为我国打开了理论的国际化视野，带来了更多新鲜的电影研究与批评方法。但同时更需进一步思考的是，这种现代理论话语的涌入，对我国电影场域还产生了哪些或许在今天仍然值得反思的后果。

　　误读与赋魅

　　第一重后果，在于对现代化理论的误读，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对于西方理论话语的赋魅。20世纪80年代，经由美国电影学者的中介而来的欧陆电影理论经历了曲折的理论旅行，加上翻译过程中的信息遗失等问题，使得国人对于现代电影理论的认识不够系统，更像是一种断编残简式的接受。

　　与此同时，原本与欧美历史尤其是战后欧美社会语境有着紧密关联的现代理论话语被移植到新时期的中国时，就充满了各种理论的误读与误用。例如，当时美国教授们在暑期国际电影讲习班中所讲授的现代电影理论，几乎都是带有显著的左翼批判色彩的欧洲现代电影理论。追溯起来，这是由于美国电影研究在美国教育机构中的兴起，与欧洲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被全面引进美国有着直接关系。当然，当国内学者对这些理论展开误读与误用时，也有可能意味着一种对于理论话语的充满创造性的使用。与之紧密相关的是，对于现代化/现代主义的憧憬，或者说现代电影理论自身的魅惑光芒，导致国内学者充满了一种视西方理论话语为圭臬、将西方理论话语神圣化的冲动。

　　理论的错位式应用

　　第二重后果，则是对于西方现代理论的错位式应用。长期以来，我国电影研究乃至人文学科研究缺乏抽象思辨的传统，电影理论与批评有着显著的实践性特点，理论与创作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彼时的电影界从业者对于现代理论话语趋之若鹜，不只是一种理论的自觉，而更多的是期待可以用理论来指导当时的电影创作实践。这种理论与创作之间的亲密关系，是与欧美电影界截然不同的。例如，当时连续参与了多届讲习班授课的加州大学电影资料馆馆长罗伯特·罗森，就曾谈及彼时中美两国电影理论与创作的不同关系以及理论批评的不同境遇：“在美国，创作与批评有明确界线，看来，在那里并非如此。我们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同电影制作者交谈时，有人说‘我们确信，中国电影的未来是要依靠评论和理论。’这使我大吃一惊。我们只好指出，很难设想会在福斯电影公司举行这样的讨论会。”

　　这种试图通过理论指导实践的渴望，导致彼时的创作者们深信他们对于现代化的追求有望在现代理论话语中得到一些解答。以国际暑期电影讲习班为例，当时的一些学员就对“现代主义”这一概念产生兴趣，试图探讨现代主义如何在电影中运用。他们关心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让电影更加现代化，或者说在电影中怎样表现现代性。而在当时，美国电影无疑多少代表了电影的现代性，因此当电影界追求现代化的时候，向美国电影学习就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这种将美学层面的“现代主义”与社会经济层面的“现代化”相混淆的情况可以说不仅是电影界，也是新时期我国其他文学艺术领域存在的普遍症候。

　　而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创作者们有意把学院派的现代电影理论和批评的方法运用到电影创作中，造成了一种奇妙的错位式效果。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一批艺术探索片在创作中注入一些刻意设计、富有阐释空间的符号等，其原因正在于一些创作者误将原本与创作实践并无太大关系的现代电影理论视为一种创作理论，并将其贯彻到影片创作中。对这一现象，学者倪震在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与中国电影》一书中就曾进行过反思：“他们把它当成一种创作理论来接受，甚而贯彻到创作过程当中，刻意地在作品中设计生硬、晦涩的隐喻、象征符号，结果也使那几年的艺术影片走上了偏路，影片所应有的流畅叙事和精彩表演被破坏，银幕满是晦涩难懂的光影和造型组成的符号，以及演员们一张张木然的脸。”这种现代电影理论对于电影创作的错位式影响，体现了彼时我国身处传统/现代、中国/西方的夹缝中且创作与理论互动亲密的特殊语境。

　　理论与创作的殊途

　　在短暂出现了以现代电影理论指导电影创作的错位式做法后，经由美国学者中介而来的现代电影理论之于我国电影的第三重影响，则是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分化道路。

　　一方面，电影理论与批评越来越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抽象思辨的电影研究日渐盛行，电影理论与电影创作的关系渐行渐远。颇有意味的是，电影研究这个直至现在在我国人文社科研究中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较为边缘的学术领域，却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相较其他人文社科领域更早地接受了现代理论话语的冲击，从而给电影学人们带来了一种“捷足先登”的“优越感”。在美国电影研究的中介下，彼时许多电影研究者走上了西方现代理论译介的道路，《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并不局限于电影研究领域的重量级文本也首先从电影领域向外播撒。但随之而来的后果便是，电影研究的思辨化趋向越来越显著。

　　另一方面，电影创作则在好莱坞模式等现代电影工业的影响下，走上越来越商业化、类型化、娱乐化的不可逆转的道路。美国电影场域中创作与理论的明确分野，似乎以一种镜像的方式出现在中国。而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理论与创作之间那种短暂的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终究沦为遥远的历史回响。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