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自觉时代。六朝时期，许多艺术形式的创作都在试验和实践之中。不仅工艺造物的诸种模式被积极尝试，文学创作也达到了高度繁荣。可以说，六朝工艺造物与文学创作以其不竭的创作实践为中国艺术的发展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探寻二者在理念上的相通之处，有助于更好地分析六朝造物精神的内涵。六朝造物精神对当下的造物活动或有一定的价值。通过对现存文献与实物的考察与分析，可将六朝造物精神的特点归纳为如下几点。
自然和谐的生态观念
这种自然和谐与可持续的生态观念源于“无为于万物，而万物各适其所用”（《老子道德经注·第五章》）的道家思想。道家认为，世间万物都遵循固有的规律（道）在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运行。这种思想于造物角度可解读为：造物主体在实践中不能脱离道，不能过度消耗自然万物。老子甚至反对人类有意为之的机巧造物，他对器物（如车、船和兵器）的用途提出怀疑。玄学家王弼对此解释为：“顺自然而行，不造不施，故物得至……”（《老子道德经注·第二十七章》）六朝时期，这种追求自然和谐的生态观在造物领域的影响可表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六朝造物主体习惯性地将事物看成具有自身生长规律的有机体，而非被雕琢的对象。据《魏书·茹皓传》记载，北魏时“性工巧，多所兴立”的茹皓，其建造私家园林时，就不求富丽堂皇，而是追求“野致”，即自然之美。六朝的文学创作观亦与此相通。《文心雕龙·熔裁》就有：“櫽括情理”之语。“櫽括”原为矫正曲木之意。此处引申为不应过度表现，不然会影响文意传达。可见自然和谐的生态观于六朝时已从造物领域延至文学创作。
其二，六朝造物者在“质真”“素朴”“多则惑”等思想基础上，衍生出了清淡简约的造物风格。如《宋书·戴颙传》记载，面对“（佛像）面恨瘦，工人不能治”的难题，戴颙指出佛像“非面瘦，乃臂胛肥耳”的审美观点。而从最后“既错减臂胛，瘦患即除，无不叹服焉”的效果看，清约简省的造物风格在六朝是受到普遍接受的。“清淡简约”的审美趣味在文学创作中也被广泛认可。刘勰说：“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义显。”（《文心雕龙·熔裁》）避免繁缛，恰如其分的删改，能让作品变得通透、精约。比如，器物上以示意而非具形的方式来展现中国特有的设计理念。简约质朴的民族风格在文化大融合、文明交流互鉴的当下，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受自然和谐的生态观念的影响，现代造物理念之中也融入生态之美的设计元素。一方面，设计者对所造之“物”的自然之美呈现更为用心，也更加注重保持产品审美上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六朝流行的清淡简约之美亦不时呈现于现代造物活动中。比如，器物上“方与圆”的符号就是以示意而非具形的方式来寓意“天与地”。
器以致用：文质彬彬的制器观
与道家思想不同，儒家思想给予现代造物设计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器以致用；二是文质彬彬。对待“物”不能仅追求华丽的外表，否则会丧失德行或内在的根本。这就涉及荀子所提出的“重己役物”的造物观。无论是工艺制器，还是文学创作，儒家思想都有着强烈的追求功用的倾向。
六朝造物表面上似乎趋向于对外在形式美的追求。事实上，人们虽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追逐外在华美的形式，但实质上人们内心更加推崇“以人役物” 的思想。如谢赫《绘画六法》中，首要的标准就是“气韵生动”。这表明其对创作之“物”最为重要的标准就是注重作品的“意蕴”，即作品的精神内涵。这种主张融入造物设计中就是需“以意制形，以形取意”。六朝造物思想对外在形式与内涵、功用的兼容并重，若用儒家思想来表达就是“文质彬彬”（《论语·雍也》）。
儒家思想注重“文”和“质”的融合统一。这种关系原本是探讨君子品行，后来也被引入文艺评论与造物设计之中。刘勰将这种形式与功能融合为一的美学观点称之为“淡思浓采，时洒文囿”（《文心雕龙·时序》）。在造物设计领域，这样一种文与质都兼备的“物”，需要千锤百炼而非自然的生长。简而言之，就是材美工巧，具体有两方面表现：其一，人工的精心打磨不可或缺。如《卫风·淇奥》所形容的“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二，所选“材质”能够经得起琢磨，材质若不堪，纵使千锤百炼也是徒劳。
这种将人格典范、社会理想与材美工巧相关联的观念也给现代造物设计领域以启示。例如，为了突出“物”的某个优点，不计成本地集中精力与花费功夫，以人工制作雕刻出精美的花纹和规范的形状，就犹如为突出玉的温润和亮度而不惜琢磨和切磋。事实上，所谓的形式和功能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可以融为一体。造物设计不是纯粹的艺术或审美，它本身是形式和功能、审美和实用的统一。因此，文质合一的审美思想在器物制作的实践过程中是可以实现的。
传统程式兼容多元文化的造物品格
六朝是一个文化多元、民族融合、对外交流活跃的时代。随着民族交流的密切、频繁，宗教文化的进一步交融与传播，造物设计中也呈现出多种文化元素融合的情况。如六朝时期狮、象、孔雀、翼马等题材图案的出现，表明中原器物在图案题材、纹饰样式等方面受到中西亚文化的影响，也体现了六朝造物思想中兼容多元的造物品格和观念。
佛教文化对于六朝造物观念的形成，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随着佛教的传播，其文化元素逐渐融入建筑、器具、服饰等各个设计领域。如陶瓷、青铜器等造物的花纹中出现了莲花纹、卷草纹和忍冬纹等纹样。这种兼容并蓄的造物品格还体现在民族文化交融方面，如游牧民族生活中高型家具胡床、椅子、方凳、圆凳等融入中原，逐渐在中原民族生活中流行。多元文化的交融促进了中国造物风格的发展，六朝对中国“工匠精神”的形成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技艺层面对多元审美的接纳与转化。
六朝多元兼容的造物品格有其前提：遵循、传承本土造物传统。具体而言，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礼仪制度、宗教信仰和知识等传统力量给予六朝造物技艺以固定的程式。这种固定的程式融合于造物实践活动的同时，也在六朝工匠群体造物观念中不断固化，在选材、外在形式、风格等方面都凝聚了前代造物者的智慧和行之有效的造物传统。从文学创作角度看，亦是如此。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从当时文学创作的规律出发，讨论文学的传承与革新问题。他提出，一方面，文学创作需要新变（新的文化元素）；另一方面，文学创作也需要传统的力量。范文澜注释道：“此篇虽旨在变新复古，而通变之术，要在‘资故实，酌新声’两语，缺一则疏矣。”因此，无论是造物设计，还是文学创作，本民族传统力量始终被奉为主导。在此基础上，艺术与文学创作可积极吸纳不同的文化元素。
造物思想体现了古人通过物质与精神世界的对话，这种精神与物质世界的互动追求和谐、真善美的统一。理论研究者应追求并发扬传统艺术与文学思想的合理部分，准确掌握和传达传统的造物观念，以更好地启示当下的造物艺术和文学创作。
（作者单位：南昌师范学院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