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外交和国际政治，一般人的脑海中大都会浮现西装笔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在谈笑间决定诸国命运，弹指间改变世界格局。这颇为符合传统上所谓“高级政治”的固有思维，即国际政治表现为权力、安全等“生存性”问题；而经济、社会事务等“生活性”问题，似乎就属于“低级政治”，不那么为大众所津津乐道了。至于文艺、器物之类，在不少国际政治爱好者甚至专业研究者的眼中，都不过是饾饤琐屑，甚至比“低级政治”更“低级”，至多只是外交和国际政治的背景与陪衬，算不上什么重大的“议题”。

　　这样的偏见，或许是出于人们在国际政治中对文化艺术的三重刻板印象：其目标是服务外交；其属性是“软权力”；其价值在于增进理解、促进和平。而如此种种，都是从“功用”或者“工具”的角度来理解文化艺术，在这样的视角下，文化艺术可能的确不够瞩目，或可增光添彩、推波助澜，终难左右大势、扭转乾坤。

　　“有用”与“无用”之辨

　　文化艺术在外交中的作用由来已久。尤其是近年来，人文交流日益受到重视，文化艺术已被确立为外交的三大支柱之一。但即便是这一领域的学者，有时也难免底气不足，因为比起政治和经济这两大支柱而言，文化艺术的作用似乎有些“虚”和“弱”。说它“虚”，是因为其核心是价值、情感，尽管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相比政治和经济领域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总归略显空泛；说它“弱”，是因为通过文化交流催生的好感，培育可能大不易，崩塌却在一瞬间，细水长流带来的亲近感，若遭逢政治或经济上的交恶，便会显得脆弱不堪。

　　大多数文化外交或人文交流论者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受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软实力”一词的影响。不过，在奈的原版界定中，软实力，指的是有别于军事的力压（“大棒”）和经济的利诱（“胡萝卜”）的第三种权力，与前两者不同，它不在于让对方违心地接受，而在于改变他者的心意，文化自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但其中的逻辑，奈本人也未曾严谨透彻地阐明。人们通常认为，如果其他国家的民众喜爱本国文化，就会亲近本国人民，继而热爱这个国家乃至于认同其价值。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其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实际上，文化艺术不仅仅有可能增进理解、促进和平，也有可能在特定条件下制造纷争。例如，图像通俗易懂，可以成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沟通的桥梁，但图像的展示与解读也时常引起冲突，甚至引发根深蒂固、长久难以化解的矛盾。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看到文化艺术在服务外交、彰显权力、倡导和平方面，的确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如果仅仅执着于其“功用”或工具的一面，它的存在感恐怕总比不上政治、经济等主题；相反，若我们拓宽眼界，关注其“无用”的一面，或可发现文化艺术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别样价值。

　　政治的显形

　　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尽管门类、形式各有不同，但终究都是对现实的表征。它们如同一面面镜子，让国际政治在其中显形——不是作为外在的表象，而是某一特质经由提炼后的折射放大。

　　例如，小说、戏剧和影视等叙事载体，就常常内蕴着政治的喻象。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盛赞巴尔扎克，认为他的小说是一部“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无独有偶，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学系荣休教授迈耶·夏皮罗（Michael Joseph Shapiro）也提出，要理解欧洲殖民主义的消亡，最佳的方法之一，是观看上映于1966年的名垂影史的作品《阿尔及尔之战》。

　　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中曾写下名句：“世界一舞台，男女皆演员。”戏剧舞台与国际政治，可谓“互为文本”的意象——尤其是，意欲依循高深理论而探寻本质者，都应当意识到，“理论”与“剧场”本就有着相同的词源，来自古希腊语中的“观看”。的确，通过观剧，理论家们在描绘国际政治图景时已深受启发。在一部名为《悲剧与国际关系》的文集中，国际政治学者们明确指出：“理解悲剧与理解国际关系有着直接的关联”，因为“在国际关系领域，各种伦理观念彼此竞争、相互碰撞，其频繁激烈程度，非他处可比”。或者说，古往今来的各种悲剧母题，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得到了极为透彻的呈现。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中的“hubris”主题——因权力的增长而导致的傲慢、自大和疯狂——是大国难以避免的宿命，冷战后的美国即被作为典型的案例；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的“安提戈涅”矛盾——两种同样无法违背的正义原则之间的不相容，尤其是特定共同体的道德准则与全人类普遍的道德律令之间的冲突——使无数身处家、国、天下夹缝中的人们陷入撕裂，往往只能通过死亡来解脱。

　　当然，国际政治的意象不仅只见于悲剧，也不仅只涉及西方的作品，如汤显祖的名著《牡丹亭》中，便有“可战可守而后能和。如医用药，战为表，守为里，和在表里之间”这样颇具意蕴的语句。

　　观念的投影

　　文艺作品中所呈现的，不仅有国际政治的永恒主题，也有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各种国际观念。我们在社会科学中，常说要善于进行田野调查，因为理性而冰冷的数据和概说，并不能完全代替有温度的感性体察。然而这并非只能依靠现场的勘察和访谈，文艺作品也可以提供一种另类的沉浸式“田野调查”。

　　若要了解某个历史阶段人们的国际观念，我们在政治家、思想家撰写的文本之外，还可以通过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了解民众更广泛的观念和心态。

　　例如，看似与严肃的政治毫不相干、纯属艺术领域的歌剧，实际上从内容、体裁、音乐风格等诸多方面，都与政治的现实和思想密切相连。从歌剧四百余年的变迁中，我们也可以窥探不同时期流行的国际政治观念。

　　囿于显贵之堂的巴洛克歌剧，堪称和平与秩序的“幻想曲”，与现实中的连年征战形成鲜明的对比，凡涉及政治主题，多有着光明的结局，由宗教和世俗意义上的“爱”带来国家间的和解，意大利歌剧家亨德尔的两部传世歌剧之作《里纳尔多》和《朱利亚斯·凯撒》便是此中典型。19世纪初，随着公共剧场的普及，歌剧院日益成为公共空间，歌剧的现实政治性也愈来愈强，脱离了先前精致优雅的风格，趋向宏大的场景和饱满的激情；此时成型的法国大歌剧，两部开山之作《波蒂奇的哑女》和《威廉·退尔》，都涉及革命题材，并对当时的欧洲国际政治产生了极为重要的直接影响；与此同时，民族主义的兴起与韦伯的《魔弹射手》等民族歌剧的发展，也彼此交织、相互推动。而20世纪初期普契尼的名作《图兰朵》中未完成的最终段落，也代表着大战后的时代中，人们关于如何消弭仇恨、达成和解的思索和迷惘。

　　人性的透镜

　　文化艺术常被认为代表着对“善”和“美”的追求，因此传播文化、推广艺术，似乎就能释放善意、美美与共，从而增进理解、促进和平。但如前所述，文化艺术并非以一般意义上的善和美为旨归；借用《哈姆雷特》中的名言，其真正的目的在于“反映自然本性，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深刻的文艺作品，离不开对人性的洞察，而透视人性的复杂，才能理解国际政治的深沉和矛盾。

　　例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戈尔丁的代表作《蝇王》，描绘了一群个性与禀赋各异的儿童被困荒岛之上，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文明秩序，却最终使之毁灭的故事。看似荒诞的情节，却能让每一个了解国际政治理论的人，都不禁重新思考无政府状态这一核心假设及其可能的结果。

　　一方面，蝇王是国际政治的喻象。齐默恩等国际政治理论先驱者，曾设想通过教育来改变蒙昧，通过理性的人来实现有秩序的、文明的国际政治，甚至超越无政府状态，这近乎蝇王中“猪崽子”的角色。但在国际关系中，这样的知识分子尽管思想活跃，甚至受到舆论的欢迎，却始终缺乏力量，因为权力掌握在大国手中，所以他们必得依靠看似文明的掌权者，即一战后的英法美等大国。

　　另一方面，《蝇王》又可以带来对国际政治的反思。如果知识是无力的，文明秩序是难以达到的，那么是否就真的如摩根索等现实主义者认为的那样，人性之恶（追求权力）是自然法则，我们不应抱有任何期望，只能在认清人和国家之现实的基础上，寻求通过均势达至和平？小说最后的纵火便象征着这种毁灭。同时，知识也并非软弱无力，它也有建立和拯救人类社会的力量——这同样是以火作为隐喻。关键之处，在于如何平衡知识、权力和欲望。这就近乎对国际政治哲学的思考了。

　　在国际政治中，文化艺术的确是重要的支柱，可以通过“软权力”等途径，服务于外交和国家利益，并为国际和平作出贡献。但在肯定其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意识到它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不应过分将文化艺术工具化，更不应忽视其“无用之用”。浩如烟海的文艺作品就如同无数的棱镜，从各个角度折射着数千年来的风云变迁，让国际政治亘古不变的本质和因时因地制宜的国际观念都在此显形，让我们透过人性的迷雾反思国际政治的阴晴晦明。这看似无用，但“世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

　　近期，美国国务院启动了声势浩大的“全球音乐外交计划”，观其阐述，仍不离以音乐作为工具，促进和平与“民主”、实现美国外交目标等陈词滥调。在文化艺术上，我们完全可以有更大的格局、更宽广的心胸；毕竟，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仅是“何以利吾国”，更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