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以来，随着英国“脱欧”进程的拉锯式推进，英欧经济运行的内在结构与趋势也在悄然发生变化。2020年1月31日英国正式脱离了加入长达47年的欧盟，这一历史性转折将促使经济运行轨迹的转变加速显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全球价值链迅速发展，网络化的生产模式与产品增加值的多国分布使得国际贸易的性质更加复杂。“脱欧”对英国贸易的影响不仅仅是表面数字的变化，也将导致英国全球价值链格局的深度调整。
“脱欧”后的全球价值链风险
作为欧盟的成员国，英欧贸易往来密切。欧盟不仅扮演着英国重要的直接贸易伙伴角色，同时也是英国间接贸易的重要中介。从英欧双方的增加值嵌套形势看，“脱欧”削弱了英欧贸易的优势，将导致依赖欧盟的全球价值链面临收缩甚至断裂的风险。欧盟是英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据统计，英国对欧盟的出口约占英国出口总额的45%，从价值链角度衡量的增加值出口占比还要再高上一个百分点。服务业是英国最重要的出口部门，其中增加值出口比重最高的金融行业，对欧盟市场的依赖性更是高于总体水平。不仅如此，英国的出口乃至整个生产需求的中间投入也高度依赖欧盟。英国制造业出口中来自欧盟的增加值约占全部外国增加值的四成；同类数据在生产投入中则更为突出，英国生产投入中有近一半的外国增加值源自欧盟。
欧盟除了是英国重要的直接贸易伙伴之外，还承担着连接英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价值链的中介角色。在全球网络化生产背景下，英欧之外的其他经济体可以通过向欧盟进口形成对英国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作为贸易枢纽，欧盟将来自英国的增加值镶嵌在欧盟各国的产品中输入第三方市场。英国对欧盟的增加值出口中平均近20%的增加值出口到欧盟国家后被加工转移至其他目的地。英国对瑞士和土耳其这类靠近欧盟又非相邻国家的间接增加值出口，高度依赖欧盟贸易枢纽的中介作用，例如英国经由欧盟对瑞士的间接增加值出口占对瑞士增加值出口总额的31%左右。即便向中国的增加值出口中，对欧盟枢纽的依赖程度也要达到20%的平均水平。由此，最终目的地市场引致的跨越英欧边界的增加值流动加大了英国“脱欧”的价值链风险。
价值链格局调整的必然性
第一，宏微观需求推动外部价值链重塑。英国总出口占GDP的比重接近30%，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经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总出口和国内增加值出口的反弹速度均快于GDP的反弹速度，率先引领英国经济走向复苏。英国与欧盟之间巨大的贸易量得益于英国加入欧盟所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当“脱欧”抬高了英欧之间的贸易成本，全球价值链被迫收缩、断裂，微观主体势必产生重塑外部价值链的要求，巩固留下的价值链、接入新的价值链以弥补“脱欧”带来的损失。因此，无论是英国宏观经济发展需求还是“脱欧”引致的“止损”动机，都将促使后“脱欧”时代英国全球价值链的调整。
第二，英欧价值链联系趋于松散。自2008年以来，英国对欧盟作为其出口目的地的依赖程度开始明显下降，至2016年“脱欧”公投，英国对欧盟的出口占总出口的44%，这一比例远低于2000年的53%。全球价值链视角的统计依然如此，2000年英国增加值出口中约49%流向欧盟国家，而在随后的15年里，这一比例降至44%。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降幅仍小于英国在欧盟国家贸易地位的下降。同期，英国在欧盟国家出口总额与增加值出口中所占份额均从19%分别降至14%和11%。这个趋势表明，至少在考虑出口目的地的情况下，英国已逐渐脱离欧盟的全球价值链中心。
第三，英国服务增值为主的价值链结构不能有效规避贸易壁垒。服务业是英国最重要的增加值出口部门，70%的增加值出口是由服务部门创造的。上述事实似乎强化了这样的印象，英国以服务增值为主的出口结构能够有效规避“脱欧”后来自关税壁垒的冲击。然而无法忽视的是，超过31%的服务业增加值出口是由英国货物出口需求引起的，镶嵌在货物出口中的服务并不能够规避关税壁垒。即便英欧之间能够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来解决关税成本上升问题，英国“脱欧”导致的规则改变也将给英国厂商带来新的障碍，例如原产地标准，更遑论非关税壁垒的不确定性。
第四，英欧贸易中的高回流值比重将进一步推高贸易成本。英欧贸易中存在高比重的回流值，欧盟对英国的出口中来自英国的回流值占出口外国增加值的比重在8%左右。比较之下，欧盟回流值在英国对欧盟的出口中所占份额则要高得多，英国对欧盟出口中超过40%的外国增加值来自于欧盟。英欧贸易中回流值最高的行业通常在生产过程中处于更上游的位置，例如英国向欧盟出口的木材及其制品，回流价值超过50%。这些嵌入产品的回流价值至少两次通过英欧边境，缴纳两次关税，这将进一步推高“脱欧”后的贸易成本。
第五，英欧“自由贸易协定”不易达成。自正式脱离欧盟之后，英国有为期11个月的过渡期来与欧盟达成未来英欧贸易协定。从各方面情况分析，英欧“自由贸易协定”并不易达成。英国的最佳设想是能够达成类似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签署的全面自由贸易协定。但不可忽视的是，在贸易体量或地缘优势上，加拿大都无法与英国相提并论，欧盟为避免“不公平竞争优势”，更希望双方的贸易协议能遵从欧盟的法律法规。况且，无论是出口抑或进口，欧盟对英国的依赖均低于英国对欧盟的依赖。为防止其他成员效仿英国，形成连锁反应，欧盟势必也会严格遵守欧盟规则以削弱英国“脱欧”的意义，英欧“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过程注定异常艰难。
英国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新机遇
未来，英国与欧盟能够达成怎样的贸易优惠安排，悬念依然很多，但是英欧贸易成本上升趋势几乎无法避免，“脱欧”后的英国、欧盟等各方利益面临新的调整与平衡。如今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形成了全球化发展中新的推动力量，全球经济重心“东移”带动全球价值链中心也呈现“东移”趋势，亚洲国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愈发突出。从发展趋势看，英国的全球价值链合作重心有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逐渐向亚洲国家偏移的迹象。从2000年到2018年，英国与亚洲国家的贸易总额增加了185%，对亚洲国家的出口更是增长223%，而与欧洲国家的贸易额只增长了125%。贸易额如此，亚洲国家在英国全球价值链上的份额亦快速增长，相对于2000年，2015年英国出口产品中来自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增加值份额增长了257%。
英国国内市场极其有限，产品严重依赖出口，迫切需要进一步拓展对外合作来填补空缺，与英国拥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又具有广阔市场的中国凸显了合作价值。英国金融服务业十分发达，制造业呈空心化发展趋势，基础设施老化落后，中英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优势具备很强的互补性。事实上，英国对于与中国加深联系的愿望由来已久，早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初，英国就表示了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的积极态度，英国“脱欧”后，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开启新的合作征程也将是两国重要的战略选择。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欧亚大陆桥上的中欧班列线路陆续开通，并已延伸至英国伦敦，中英之间的贸易运输成本已经大为降低。两国进一步合作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契机，中国应在对标国际先进水平，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以及深挖产业互补优势，促进价值链对接、维护方面施政行策，把握推动中英经贸关系深化发展的机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球价值链嵌入背景下汇率不确定与我国出口贸易‘稳中提质’研究”（19BJY18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