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效提升我国的外交话语权与国际形象，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关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局的重大课题。“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话性”是本质特征

　　语言能够造就一定的话语，建构特定的意义体系和知识，并将特定意义建构、再造为常识，使其社会化、固定化。话语并非一种无立场的“透明存在物”，而是一种具有显著建构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符号系统。巴赫金认为，话语最根本的特征是“对话性”。无论是科学话语、日常话语、艺术话语，还是作为政治话语的外交话语，都会在其内部与其他话语进行对话：所有话语都“被惯常的思想观点、他者的评价褒贬等所笼罩、浸透”。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是一种对外宣传的话语，为了全面而深入地向国际社会传递我们的外交理念，必须有效消除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误解和偏见。因此，在建构我国外交话语的过程中，必须将外交话语的“对话性”置于首要地位。根据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言语行为既依赖于发话者，也依赖于受话者，具有显著的主体间性。基于话语的“应答性”考虑，话语在表述过程中必须以“听者”的存在为前提，既是与“已有之言”对话，也是与“未有之言”的对话。外交话语“体现国家文化传承、意识形态、重大利益、战略方向和政策举措等官方基本立场”，是包含明确“目的”“意图”的言语行为。其话语形式的组织、情感基调的选择，需要以外交话语传播过程中潜在的应答为基准；外交话语的风格、意义潜势、布局结构等需要充分考虑国际社会中其他行为体的态度、情感和价值取向。

　　国际社会中“潜在对话者”深入参与了我国外交话语意义的建构过程，而这也是“国际话语权”争夺的本质。因此，必须基于外交话语的“对话性”，选择合适的话语策略、情感基调以建构话语模式，同时需要针对不同对象采取适当的话语手段，以打破“单向决定”的意义建构模式。

　　“向心力”赢取国际共识

　　外交话语是文化、思想、价值的载体，集中展现了一国、一种文化的存在方式、价值旨归。基于文化社会学理论，巴赫金提出语言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同时受到“离心力”和“向心力”两种因素的影响。“离心力”是指语言的存在形式、价值立场具有天然的“异质性”，它“自发地来自于社会的多样性”。而语言的“向心力”则指向一种规则体系，即在“众多的语言形式中”创构或维护一种各方认可规则体系的趋势。巴赫金曾深刻地指出，越是在文化与政治多元化的历史时期，语言的“离心力”越盛。现阶段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时期，我国外交事业面临的外部环境极端复杂，正是巴赫金所谓语言“离心力”最盛之时。因此，现阶段必须努力以“对话性”为核心，以融通中外的思想共识、价值共识为基础，有效发挥外交话语的“向心力”作用，积极建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

　　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语言游戏”中没有旁观者——外交话语的最终目的应是基于自我的主体性考量，建构、传播主体间普遍认可的规范性信息。借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国际行为体的外交话语行为本质上是一种以话语为媒介的交往活动。在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交往活动中，外交话语彰显出三种不同的话语功能：一是呈示功能，我国外交话语首先应展示、再现新时期鲜活、生动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二是表达功能，我国外交话语应对新时期中国特色外交理念中蕴含的思想意蕴、传统价值观及文化思维进行系统化、规范化、条理化的话语表达与跨文化转换；三是“人际”功能，我国外交话语应在“呈示”“表达”的基础上，努力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最终实现与世界互联互通、互利合作、共赢发展的新构想。

　　重视地方参与建设的意义

　　对于“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的建构、翻译、传播、接受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但作为参与“一带一路”对外事务的有限行为体，地方层面“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相关问题的研究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尚无法有效对接国家现实需求。

　　第一，面对当前国际政治话语场的复杂语境，“一带一路”地方话语体系建设必须有效发挥外交话语的“向心力”作用，通过建构独特的地方“自传体叙述”，以“向心力”增强沟通力、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行为体身份是靠族群的集体记忆、神话叙述、风俗仪式等内在的历史现象而建构的，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各地方行为体均有自己独特的地域风貌；各地方行为体需要以独特的区域历史、区位属性、地域文化等为基础，从时空维度建构独属于自我的地方身份；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独具特色的“一带一路”地方话语体系，为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贡献更多精彩的“名片”。

　　第二，“一带一路”地方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将“对话性”置于首要地位，尊重文化差异，面对不同对象采取差异性话语策略，同时努力建构包括“一带一路”所在地区其他国家所共同认可的“地方文化符号”。宏大叙事形塑现实与秩序，秩序来源于彼此叙述产生的主体间认同，而认同则来源于彼此对共同价值的理解。“一带一路”地方话语体系的建设不仅需要地方有强烈的主体意识，还需要尊重差异性，打造跨文化通用的“地方文化符号”，建构以“和合”为核心取向、以价值认同为持久性动机的“一带一路”地方话语体系。

　　第三，“一带一路”地方话语体系的“呈示”“表达”“人际”功能的实现，需要依赖官方、媒体、学界、企业等多种不同话语主体的建构作用。其中，官方话语参与建构“一带一路”地方话语体系的权威表述，建构权威性和稳定性；媒体、企业和学术话语则从议程设置、话语框定、认知图示建构和社会语境形成等方面，为“一带一路”地方话语体系建设贡献丰富的话语素材和叙述方式，并参与建构稳定的地方性“一带一路”社会语境与意义体系。

　　第四，为了提升“一带一路”地方话语的传播有效性，必须充分发挥多平台、多渠道、多媒介、多技术的支撑作用，强化“一带一路”地方话语的“对话”效果。地方行为主体要充分利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打造更加开放、多元的对话平台，输出更多带有地方特色的高质量文化产品，让中国声音传播得更远、更广。

　　（本文系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青岛市‘一带一路’地方话语体系建构路径研究”（QDSKL1901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