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距”（distance）是诠释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它是用来表示理解者与被理解对象之间差距的范畴，这种差距可以在时空、心理、文化、社会、种族等具体层面体现出来。利科对间距问题的思考源自不同诠释学理论之间的冲突，特别是伽达默尔诠释学所暗含的“真理”与“方法”的对立。在充分肯定伽达默尔对间距问题探讨所作的理论贡献之基础上，利科更偏向于讨论间距化（distanciation）问题。当然，间距化本身就指涉着间距，是其现实化。在积极意义上，利科把间距化看作人文科学客观化的条件，而在消极意义上却将它视为对原初关系的一种撤离与隐退。
为了规避把间距与归属对立起来，利科以文本理论来进行化解，其基本思路是将文本看作交流中间距化的范式，以文本分析来确证在人类经验的历史性中间距化的创造性功能。那么，什么是文本呢？对此，利科有个简明扼要的定义：文本乃是被书写固定的任何话语。很明显，在这里文本概念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它折射出利科诠释学思想的某些独特性。值得注意的是，利科在后来的学术探索中，极大地拓展了文本的外延，使得文本成为一个非常宽泛的范畴，涵盖了话语、行为、被赋予意义的象征，甚至梦及无意识这类精神分析现象，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开放的系统。
顺着文本这一线索，我们往下追问，文本何以是间距化的范式呢？对于利科来说，这是一个应当而且必须直面和回应的问题。正是在话语、作品、书写、文本以及理解的多重关联中，利科提出了间距化的三种类型，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面临争议的诠释学问题。
第一种间距化是从“已说”到“所说”，表现为事件（event）与意义（meaning）的依存关系。利科从西方语言学理论视角切入诠释学思考，在他看来，语言的实现就表现为话语，虽然话语的基本单元是“句子”，但话语并不局限于“句子”，它还可以是具有特定风格的“作品”。然而，无论何种形式的话语，都展现了间距化的原始类型。为什么呢？因为语言一旦被言说、被实现，就是作为一个事件而发生，可见，话语的产生本身就表现为事件。但这个事件是转瞬即逝的，具有鲜明的当下性，恰恰在这个“已说”中，事件的特性、言说的主体、言说的对象以及言说的风格等都被显示出来。可是，就理解而言，我们所追求的并非是这个极易消逝的事件，而毋宁说是它持久的意义，也就是话语的“所说”。对于这一点，利科求助于“言语行为”理论，尤其是奥斯汀和塞尔对“以言表意行为”“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的区分与阐述，以此来揭示话语行为的丰富意义，并表明这种意义是可以被重复识别的。这样一来，意义就实现了对事件的超越。
第二种间距化是从“话语”到“文字”，表现为言说（speaking）与书写（writing）的替代关系。坦诚地讲，这种间距化产生于从言说到书写的过渡。无论是作为事件还是作为意义，话语都还处在语言层面，没有得到固定，话语要想被固定下来，就必须依赖于书写。利科认为，书写实际上是将“文字”这种外在因素引进来，以便话语免受毁坏的命运。然而，话语一旦被书写文字固定，便成为了文本，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双重变化发生了。一方面，文字不等于言语，文字表达的东西既可以比言语多，也可以比言语少。于是，文字书写的东西与言语口述的东西之间存在差距。另一方面，由于文字有着普遍性，而作者的主观意向却具有特殊性，诉诸普遍性的文字来表达个体的主观意图，难免会出现文不达意、文过其实等情况，以至于文本的意义与作者的意图出现不一致、产生了间距。毋庸存疑，在这个间距化中，我们不但洞见了文本是怎样形成的，而且看到了文本的自主性是如何获得的。进一步说，与罗兰·巴尔特“作者之死”的看法不同，利科虽然赞同文本必须独立于作者的观点，但他把文本的自主性理解为对作者意图的“远离”、对作品情景的“去语境化”、对原初读者“面对面”关系的独立。应该说，间距化在此不是方法论的产物，而是文本自身的构建。至此，对于作者而言，文本是为了固定意义，但对于读者来说，文本是为了开启意义。
第三种间距化是从“情境”到“世界”，表现为含义（sense）与指称（reference）的变动关系。在利科看来，话语在经历书写固定这种间距化之后，文本得以形成并具有自身的结构和风格，文本的这些特征决定了理解者寻觅作者意图时必定会遭遇困难与阻力。为了应对这些困难与阻力，利科顺着弗雷格区分“含义”与“指称”的思路，将视野转向“文本的世界”，进而以此把自己的理论同浪漫主义与结构主义区分开来。如果说“含义”是命题意指的理想对象，内在于话语之中，那么“指称”则更值得关注，它意味着命题的真实价值，能达于现实。利科认为，正是指称将话语从语言中区分出来，使得自身表达世界、运用于现实。但必须注意的是，当话语转变成文本之后，指称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话语中，指称总是受制于言说情境这个特定的时空网络关系，而在文本中言说情境已经不复存在，其指称已转变为文字语词。显然，文字的指称范围超过了言说的指称范围，前者摆脱了“情境”而实现“解放”。基于指称的变化，利科认为倘若我们的理解不是为了探寻或重构文本之后作者的意图，那么它就是在文本之前展开一个我们能寄居其中的被筹划的世界，即“文本的世界”，这个世界拥有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在世之在的存在结构。
平心而论，在诠释学史上，对待间距的态度和方式，决定了诠释学家们不同的理论旨趣。总体上看，施莱尔马赫和伽达默尔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倾向，前者主张“消除间距”，后者则主张“填满间距”。施莱尔马赫认为，鉴于时空与心理间距的存在，误解总是干扰着理解，要真正进行理解，就必须消除间距，诠释学理应成为避免误解的技艺学。不消说，他的诠释学建构就是希望通过语法解释和心理学解释来“消除间距”，力图重构作者的意图，甚或“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作者”。而在伽达默尔看来，间距是不可避免的，间距的存在不是理解的障碍，而是理解实现的希冀。间距既是熟悉与陌生之间的中间地带，又是剔除“假前见”的过滤器，还是意义创生的生长域，理解就是通过理解者同文本之间的视域融合来“填满间距”，从而展现理解者各自不同的理解。在这里，理解绝非重构或回到作者的意图。
针对间距问题已有的两种对立态度，利科跳出非此即彼的思路与选择，主张以“占有”（appropriation）方式来进行综合和协调。对于“占有”，利科有着两个层面的规定：其一，占有就是通过间距化并在间距化中的理解，间距化是理解实现的条件；其二，占有不是朝向作者的意图而是朝向文本的意义。与伽达默尔以“视域融合”来直接占有的方式不同，利科力图采取一种迂回的占有方式，即通过以文本（甚至散落在文化中的诸种符号）为中介，理解者将自己置于文本之前，充分地暴露自己，从文本中接受一个放大的自我。利科将这种迂回的占有方式看作最融洽的筹划生存。由此观之，利科的诠释学建构既试图消除自然科学说明与人文科学理解之间的对立，又试图填平诠释学方法论与存在论之间的鸿沟；既反对一味孤行来追求作者意图重构的徒劳，又反对抛弃方法论而使理解听候“被抛”命运的“短途”。与“短途”相反，利科的诠释学要走一条漫长的迂回之路：通过将诠释学嫁接在现象学上，使诠释学经由语义学和反思层面抵达生存论层面。不言而喻，正是这条迂回之路，使利科跳出了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的二难抉择。
（作者单位：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