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霍布斯笔下，还是在卢梭笔下，现代人都展现了其可怖的一面。为了矫正这种形象，霍布斯和洛克都尝试唤起某种普遍性意识，但这种普遍性意识在卢梭眼中只是抹平一切真实和真诚的“附庸风雅”和“俗不可耐”，而这正源于那种抹平一切的认识理性。于是，如何重新在现代人心底唤起一种激情，一种仅仅出于个体内心的崇高和神圣的激情，并以之为基点重新思考个体意志自由，就成为诊断现代人日常生活之弊病的关键所在。正是因着对个体之（绝对）自由意志的思考，卢梭对现代国家的合法性作出了深入反思，以至于终结了近代以来从契约论角度出发的现代国家意识。
从霍布斯到卢梭展示了一条基于生存的主动认识角度而塑造自身的过程。我们可以视之为一条把信仰中的真理和神圣性不断内化的道路。但其代价是，在内化的过程中，真理和神圣性可能已经消失了。就此而言，卢梭试图唤起的那种崇高而圣洁的激情正是对现代人所面临困境的回应：虽然认识理性消弭了崇高和神圣性，但它们却是人类内心永不止息的冲动，那我们何不真诚地面对内心的这个维度，以重新赋予现代性和现代社会一种拥有某种神圣性的真理意识呢？
卢梭一度以“自由的意志”和“意志的自由”言说这种具有神圣性的真理意识。但是，就认识理性而言，它得不到绝对确证。正因如此，卢梭在《爱弥儿》中以“信条”指称之。这一点深刻地刺激了康德的思考，以至于他在奠基性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径直将意志的自由视为（人的）理性的起点，从而将意志的法则视为“理性的事实”。这是大胆的，也是深刻的。说其大胆在于这一“设定”径直把生存着的理性的根基导向了虚无——在“上帝死了”之后，这可能是唯一的道路；说其深刻在于如果现代人尚有神圣性可言，这是其不得不接受的存在命运。康德勇敢地迈出了同时代人所无法迈出的一步，但结果是现代性真理被置于一种无时无刻不伴随着“虚无主义”的困境面前。即使通过对良知的分析导向了一种客观的、大写的理性自身，但这种分析亦经受不住理性的考辨，以至于在海德格尔看来，如是探讨良知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错失了良知在存在论方面的深度。
如果把康德哲学视为为现代性最终奠基的启蒙哲学，那么从霍布斯等人的追索到康德就展现为一条现代性（最初由国家意识推动）建构自身的道路。其实质是把信仰中的真理转变为自由意志的真理，也即理性的真理。但无论如何，如果仅仅依据现代个体出于自由的真理意识确证现代性，其终结之处则是最深刻的虚无主义深渊。而因着现代性的这种虚无主义深渊，现代个体的真理意识是难以谈起的：他或者勇敢地在虚无的深渊面前凭其自身确信其真理性，或者径直视其自身就是虚无，其整个生存就是面对虚无的一场“游戏”。于是，面临着虚无主义处境的现代性或现代社会向思想家，同时也向每一个现代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在现代性处境下，如何在现代生存中拥有一种不同于仅仅根据个体启蒙意义上的主观性真理意识？
在这个问题的发端处，黑格尔和克尔凯郭尔各自给出一种应对方式。既然单单从个体的自由意志和良知出发，现代性或者面临虚无处境，或者面临恶的绝对开端，那么，如果现代性具有真理性，或者不能以主观的个体和个体的主观为绝对的、唯一的起点，或者需要“确立”一种更高的因而是绝对的个体。前者意味着真理不能全然通过个体确立——并非要否认个体，只是说他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后者则意味着真理在个体的另一个生存维度中呈现——并非否认个体的自由意志和其他主观性，只是说它们处于更低的存在维度。于是，我们看到第一条道路。在主观性的个体和个体的主观性之外，存在着一个具体的现实生活世界（伦理世界），其个体性和主观性恰恰要在生活世界中展示自身，并且也只有在生活世界中，其个体性和主观性才是现实的，否则只是作为一种可能性和抽象性。换言之，如果个体的意志和主观性具有真理性，那么只有在现实生活世界中，这种真理性才可能以真理的形式存在。个体之生存的真理性只能在现实生活世界中确立，意味着现实生活世界本身具有真理性。在这样一种真理意识中，个体的意志和主观性与现实的真理相互争辩、相互造就。既不能说存在一种离开个体之意志和主观性的纯粹现实世界的真理，也不能说存在一种离开现实世界的个体之空洞意志和主观性真理。于是，真理也便成为个体与世界之无限辩证运动的一个过程，过去的历史、现在的生存、未来的可能性都被笼罩在真理自身的辩证运行中。
对于个体与世界在真理自身中运行而言，尽管其环节之一是个体的意志及其主观性，但抛开原理就具体的生存层面而言，个体的意志和主观性只有消融在整体中才是有真理意义的。正是在这里，在具体而实际的个体性生存中，克尔凯郭尔重新激活了对“信仰”的体察和思考。他接受了启蒙对传统教会信仰模式的一切批评，但同时指出，在任何时代，只要信仰产生了，个体就在这种绝对的主观性中与上帝建立起一种直接性关系，这种关系能够把自身保持在相对于一切现实性而言的无限可能性中。他可以把一切现实性作为罪债承担起来，并能在这种承担中，进入一种与上帝全新的关系中。于是，作为绝对主观性的信仰与生存中的罪债，作为一对生存论式的辩证关系，推动个体一次次地进入现实世界，同时又一次次地进入全新的可能性之中。若把全新而无限的可能性视为真理状态，个体同样能够在接受现代性的基础上直接面对真理。
个体与世界的真理辩证道路（也是理性的辩证）让我们看到了现实生活世界所拥有的真理性，但这种真理性在信仰与罪的生存辩证道路中作为一个环节被包容在个体与上帝的辩证关系里。这是一种以信仰纵观理性的道路。但是，如果把理性辩证道路中真理自身运行视为上帝自身的显现，那么个体与上帝之间的生存辩证道路就可以视为一种以理性的现实纵观信仰的道路。但无论如何，信仰是如此地切身，以至于无论单从个体的主观性方面看，还是从上帝之显现的现实化维度看，它都是现代性以及现代生活不得不面对的；同样地，理性的辩证亦如此地切身，以至于无论单从个体的现实生活方面看，还是从对上帝之存在的反思维度看，它同样是现代性以及现代生活不得不面对的。
在信仰纵观理性的道路中，信仰这一绝对的主观性是一切的起点。在启蒙时代，这一起点与罪的生存辩证法让我们获得了一种于现代性而言的绝对位置。如果在这个时代还有勇气谈论真理，还能够谈论一种真理意识，它都必须被正面面对。在理性纵观信仰的道路中，上帝是理性能够再次具有生命力的起点，这一起点以及由之展开的思辨道路突破了只以个体的绝对确立为标志的启蒙立场，从而让理性获得一种远不同于只以个体及其主观性确证自身的现代性真理立场。因此，如果现代性还有真理可言，重新激活个体与世界之间的理性思辨，以及信仰与罪之间的生存辩证道路就是仅有的选择。而无论以信仰纵观理性，还是以理性纵观信仰，它们都作为一对永恒不息的张力保持在上帝或真理自身运行的现代性和现代生活整体跨度中。由信仰与理性的张力而推动和展开的启蒙运动，以理性完全消化信仰作为自己的终结，但吊诡的是，如果它还有真理性，这对张力以及由之带动的生活总体，势必会为它带来一种更加激烈的真理冲动和更加深刻的时代变革。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