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学而》第五章言：“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本章言辞简洁，但“道千乘之国”背后却指涉封国与九州等重要问题，后世学者各本所学，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方式。古文经学认为九州方万里、王畿方千里、公侯之国方三百余里；今文经学认为九州方三千里、王畿方千里、公侯之国方百里。由此推之，我们可以一窥今古文的解释张力及其背后各自的理论特质：古文重历史细节的补帧，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历史化的经学语境；今文重义理的裁断，并由此导向圣人的创制立法。
“道”或本作“导”，皇侃作后者，邢昺、朱熹、刘宝楠等作前者。《康熙字典》释“道”云：“治也。與導同。”故二字互训，可不作区别对待。对于“千乘之国”，马融注曰：“千乘之赋，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虽大国之赋，亦不是过焉。”包咸则注曰：“千乘之国者，百里之国也。古者井田，方里为井，井十为乘，百里之国者，适千乘也。”对于“千乘之国”之面积，马融认为方三百一十六里有余，而包咸认为方百里。马、包立论之不同，其背后有各自所本的经典作支撑，如何晏所言：“马融依《周礼》，包氏依《孟子》《王制》，义疑，故两存焉。”
马融所依《周礼·大司徒》云：“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马融以伯、子、男封疆皆不及千乘，所以千乘之国只能是公侯之国。又《周礼·职方氏》云：“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故九服方万里。包咸所依为《孟子》《王制》，《孟子》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之制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按照这种说法，千乘之国也是公侯之国。又《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也。”故四海之内方三千里。因此，马、包之异为千乘之国（公侯之国）之面积为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或方百里，前者的九州方万里、王畿方千里，后者的九州方三千里、王畿方千里。通过计算可知，在《周礼》体系下，诸侯疆域远大于王畿；在《王制》体系下，王畿为九州之一，诸侯皆难抗衡。
可以看到，《周礼》与《王制》对于封国制度与九州大小设想完全不同。《周礼》作为古文经典，《王制》作为今文经典，其折射的正是汉代以来的今古文之争，而其经义分歧又可以归结到孔子的政治归旨到底为何。
那么，孔子在什么背景下提出千乘之国的问题，其背后的关切与所指是什么？孔子之世周文疲敝，礼坏乐崩，诸侯各自为政，天子无权号令天下，此为基本背景。依古文经学观点，《周礼》为周公致太平之书，故孔子举《周礼》意图恢复周道，回到诸侯各守其封疆、以藩屏周的政治格局中。依今文经学的说法，《王制》为素王改制之书，圣人忧王道不行、天下分裂，故作《王制》以尊天子，抑诸侯。王畿千里，诸侯百里，天子力量远远大于诸侯。按照这个思路推演下去，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合理推测，即孔子之意在于构建一个王权至盛的天下结构，天子在此结构中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央集权的秦汉之制，来自圣人之意。程大璋云：“凡政治之进，始于诸侯封建而进于中央集权。《王制》书中多尊天子而抑诸侯，说者以为孔子开后世君主专制之风，不知政治阶级固必经此而后能入于共和时代也。《王制》之旨，即今政治家所言中央集权之义也。”又云：“汉之封建与郡县并行，景帝后诸王不能自行置相，其法实本于《王制》也。”这虽然带有明显的现代人视角，但其揭示的政治制度之演化未必不是孔子所考虑的，而据此树立的孔子形象是创制立新的，而非因循保守的。
回到“道千乘之国”本身，郑玄认为《王制》所载为殷制，皇侃沿袭郑玄的解经思路，把包咸“千乘之国为百里之国”的说法理解为殷制。这样孔子的话语背景就是在周制的时代谈论殷制，那么今文家所言孔子改制，即是孔子以殷制建立自己的新法度。还有一种可能，千乘之国为百里之国，却不是殷制，而是孔子通过损益三代而制定的新法度。如果孔子言及“道千乘之国”的预设背景是《周礼》所言的周制，则孔子是从周之文；而如果预设背景是《王制》，则又分出两个可能：如果《王制》所言服制为殷制，则孔子是借殷制来攻击凋敝的周制；如果《王制》为孔子立制改革之大法，则孔子是自己叙说一套新法度。第一种情况下，孔子想借助恢复周公之制来廓清乱世；第二种情况下，孔子以一种叛悖的方式，变周之文而从殷之质；第三种情况下，孔子为万世立法，为改制素王。由此，紧随“道千乘之国”之后的“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五事）也具有了不同的含义：或言及古制以范围今人，或自为新法以颠覆时政。可以看到，这个问题本质上是孔子“从周”或“改制”的问题，前者以孔子之旨为复兴，后者以孔子之旨为革命。
由此可知，今古文之间的解释张力导向不同的理论终点：古文重历史细节的补帧，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历史化的经学语境；今文重义理的裁断，并由此导向圣人的创制立法。廖平《今古学考》云：“《论语》因革损益，惟在制度……故今古之分，全在制度。”故孔子言及“道千乘之国”的根本归旨在今古文的阐释语脉下有了不同的解释方式。我们要在梳理这种张力的过程中深化对经典的认知，以融通经典背后的义理，体悟圣贤的思想力度，在新的时代下重构传统文化之厦，建筑“文化自信”的堡垒。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