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鼎为西周晚期所铸，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是我国铭文最长的青铜器，被誉为晚清“四大国宝”和“海内三宝”之一。

　　毛公鼎通高53.8厘米，腹深27.2厘米，口径47.9厘米，重34.5千克，大口圆腹。整体造型浑厚而凝重，饰纹也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着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已经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出来，淡化了宗教意识，增强了生活气息。口沿上有厚实高大的双耳，颈部的两道凸弦纹之间饰以精美的重环纹，腹如半球形，足呈马蹄形。

　　鼎内壁铸铭文32行499字，是我国迄今出土的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内容记载了周宣王告诫及赏赐大臣毛公。铭文共分五段：第一段，周宣王向叔父毛公追述先王以仁德肇国、君臣一体治天下、政治清平的盛世，继而以感怆时艰的语言，描述今则因一时丧德，局势不宁，特为国家濒危而忧心忡忡。第二段，周宣王册封毛公为冢宰，委以治理邦国王室内外事务的重任，赋予毛公宣示王命的专权，并特别申明凡未经毛公同意的王命，毛公可预告臣下不予遵守奉行。第三段，周宣王又分封给毛公土地，并告诫勉励毛公，不能壅塞民意，不要鱼肉鳏寡，不能沉湎于酒色，更不能堕落，要全心全意辅佐王室。第四段，为了确立毛公的权威，周宣王颁赏厚赐毛公大量礼器、命服、车马、兵器等，用于岁祭和征伐之用。第五段，毛公感恩戴德，为宣扬周王的伟大，特铸此鼎以作纪念。

　　毛公鼎的铭文从“王若曰”开始，是王室史官代宣王命的常用词，后面四段均以“王曰”开始，显然是出自当时史官之手。记载了宣王时西周社会的真实情况，切中时弊，充分表明宣王委以毛公重要官职、力求革新图治的坚定决心，既讲天命又特别讲到德治的重要性，体现了西周统治者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全铭文精妙完整，古奥艰深，是西周散文的代表作，为研究西周晚期社会政治、历史、典章制度等，提供了最为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此外，毛公鼎还对研究中国冶金史、文字史等具有重要价值。晚清金石学家吴大澂说：“使当日孔子见之（指毛公鼎），必录入周书，在不删之列。”郭沫若称赞它“抵得一篇《尚书》”。陈介祺、曾熙、李瑞清、吴昌硕、王禔等，都为毛公鼎拓本作跋；张光远、万家保、张光裕、刘阶平、陈继揆、宋伯良、徐伯璞、方一戈等，都写过毛公鼎出土、收藏、流传、拓本、考释的研究文章。吴大澂《愙斋集古录》、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吴式芬《攈古录金文》、王国维《观堂集林》、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字》、徐中舒《殷周金文集录》、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商金文集成》等，都有关于毛公鼎著录、考释方面的研究成果。

　　关于毛公鼎的制作时代，清代学者多认为是周初之器，徐同柏认为是成王时器，吴大澂认为是文王之子毛聃所作。现代学者多认为作于周后期，陈梦家认为系夷王时器，郭沫若定为宣王时器，唐兰定为厉王时器。现多认同郭沫若的观点。

　　毛公鼎的主人毛公，名字叫厝，出身名门。他的祖先第一代毛公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毛叔郑。西周晚期时，毛公厝地位愈加显赫。据郭沫若的研究，周王非常信任他，命他治理国家，并委以专权，即便周王的命令，也要经过毛公的同意。为了明确毛公的职权，周王还赏赐他秬（黑麦）鬯（祭祀的酒）、命服、车马、兵器。

　　金文中，人们知道最多的，大概就是《毛公鼎》了。其笔画匀称劲健，结体疏密有度，美观大方，既体现出凝重的气质，又有着气韵的流动。它以结体方整稳固了文字造型的基本形式，以偏旁错落有致形成巧妙的变化，又以圆转流畅的线条成为造型的枢纽。这种突出的特点构成它端庄遒劲的风采，在金文中堪称佳品，尤其是将体现篆书特色的圆转笔画，表现得丰富多彩。学习与欣赏金文，不研究《毛公鼎》，是不可能理解大篆艺术的形式特征的。《毛公鼎》与《散氏盘》一起被并誉为金文书法的“双字星座”。晚清书法家李瑞清题跋鼎铭时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杨曙明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