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现仰韶文化开始，中华文明起源问题就一直备受关注。随着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的遗址被越来越多地发现和发掘，尤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顺利实施，相关研究已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正如考古学家俞伟超所言，“考古学的全部价值，应视为科学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统一”（《考古学新理解论纲》），中国早期文明探索其实也蕴含了十分丰富的美育资源。充分利用好这些资源，既有利于发展多学科融合的大美育，也有利于推进考古公众化。

　　早期艺术：丰富美育素材 

　　在一般观念里，考古与美育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如果从考古学和艺术史的关系来看，两者的并置其实完全在情理之中。

　　考古学源于对古物和古迹中的艺术品的研究。欧洲的温克尔曼被誉为“考古学之父”，他影响考古学发展的最重要的著作便是《古代美术史》；金石学是我国考古学的前身，以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它们同样属于广义的艺术品的范畴。今天的考古学家不断向公众强调“考古不是挖宝”，这主要是为了澄清陈旧的误解，以达到最基本的科普目的，但并非要否定考古与“宝”（艺术品）之间的紧密联系。事实上，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就是美术考古。因为种种原因，“美术考古”收录于《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的“美术卷”而非“考古卷”，这无意中也凸显了考古与艺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伴而共生的关系。

　　但必须承认，虽然考古的确为美育提供了不少特点鲜明又不可再生的珍贵素材，然而所谓的早期艺术品与后世的绘画、书法毕竟有相当大的不同，对于公众而言，它们往往难以成为一种审美对象。刘成纪就曾直言不讳：“今天，人们已习惯于到博物馆参观各种历史文物展览，但坦率地讲，那些锈迹斑驳、色调灰暗的青铜或其他器物，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唤起公众的审美热情，仍然是值得怀疑的。”（《历史原境与文化遗产的价值给予》）他认为，当人们在惊叹一件早期文物有多么美的时候，未必是在直陈自己的视觉感受，而更可能是在遵从一种文明价值观。

　　问题的关键显然不是去反思早期艺术究竟有没有审美价值，而是应该思考如何让公众也有能力欣赏早期艺术的美。对此，我们至少有两个可以努力的方向。一方面，与通常的审美活动不同，历史认知对于早期艺术审美价值的显现十分重要。因此，我们要及时吸收文明探源的相关成果，尽可能通过“让文物活起来”的方式，使公众对早期艺术与早期社会的关系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对艺术创造背后先民的心智及其生活情趣有更加深切的体会。另一方面，获得历史认知只是前提，而非审美活动本身。我们在展陈、讲解早期艺术品的时候，必须有意识地对公众进行审美上的引导：既可以着眼于早期艺术自身的美学特征，使公众感受到远古之美的力量；也可以聚焦传统艺术中早期艺术的元素，或者历史上复古、仿古的文化现象，使公众看见早期艺术如何影响中国艺术及其精神，如何参与创造中华文明；还可以关注早期艺术与现代艺术、当代艺术的区别和联系，启发公众重新审视当下的审美文化。

　　遗址公园：开辟美育场所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指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研究阐释、保护利用和文化传承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文化空间。与中国早期文明相关的大遗址，如河南的仰韶村、二里头、殷墟，浙江的良渚，陕西的石峁，四川的三星堆等，均已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其中，殷墟和良渚古城遗址还进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往往配有专门的博物馆，用来展陈当地出土的文物，以便于游客接受历史教育和艺术涵养，这是它与普通博物馆功能相似的地方。所不同的是，作为同时汇聚自然风景、历史叙述、象征意义且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的文化空间，考古遗址本身就是非常独特的审美对象。发现并主持发掘良渚古城的刘斌曾不无诗意地说，登临良渚遗址，“让我真正进入到5000年前良渚宫殿所在的同一片土地，同一片天空，去感悟和思索5000年前，他们的所见所感；站在同一片天地，体会春夏秋冬，风云雨雪”（《寻找失落的文明》）。他讲的是一种由特定空间激发的对于漫长时间的想象。这无疑属于审美活动的范畴，其中还包含了对于永恒和崇高的体验。

　　放眼世界，以遗址为审美对象其实十分普遍，诸如埃及金字塔、古罗马斗兽场，都是人们已经非常熟悉的遗址。但必须说明的是，由于我国的古代建筑主要以木头为材料，加上年代实在太过久远，所以除了像陕西石峁这样极少数的例外，与文明起源相关的大多数考古遗址呈现的主要是墓葬坑和地形地貌。这也意味着，对于公众而言，欣赏考古遗址之美的门槛比欣赏文物之美要高得多；而一旦脱离对遗址之美的欣赏，仅仅将考古遗址公园视作寻常的休闲、游憩之所，那么又大概率会感到兴味索然。

　　缺少相关的知识背景、历史关切以及对遥远往昔的探索欲望，自然无法进入考古遗址带来的想象空间。但对于考古工作者、美育工作者、考古遗址公园的设计者和管理者，以及政府相关人员来说，能做的仍然有很多。在考古遗址公园的设计、建设和管理上，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将公共考古和大众美育的理念融合起来，并落到实处。在展示和传播文明起源研究成果时，不仅要同时注重专业性与趣味性，更应该加强与游客的切实交流，而不是满足于缺乏实效、流于表面的“互动机制”，帮助游客进入情境。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尘土。可是，精神将浮游于尘土之上”（《文化与价值》）。只有当人们有能力欣赏遗址之美，有能力与文明之初的先民们产生心灵的共鸣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才能真正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地标。

　　文明叙事：唤醒传说魅力 

　　上古时代的传说在我国美育史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比如，经过先秦儒家的改造，尧舜传说成为儒家诗教的根基，孔子讲《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便是明证。至于炎帝、黄帝、蚩尤、共工、颛顼、后羿等传奇人物的故事，或因“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而难以进入官方话语体系，但它们展现的人性和传奇性同样使之获得相当高的人文和艺术价值。我们甚至可以在传说中找到中华美育传统的起源。《尚书·舜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一说法未必符合史实，但足以说明传说之于美育的意义。

　　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等人主导的疑古思潮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毫无疑问，古史辨派的求真精神及其学术史地位都应该被充分肯定和尊重。不过，从美育层面来看，由于上古传说的真实性受到广泛质疑，其本来蕴含的历史厚重感被严重削弱，所以它在价值观上的感召力变得不如从前。顾颉刚说：“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而传说之所以能起美育的作用，主要凭借的正是中心人物的人格魅力。

　　古史辨派的主张，从“破”的一面来讲，其实是反对单纯依靠传说建构古史，从“立”的一面来说，则是强调考古学在古史研究中应起到核心作用。事实上，将考古和传说结合起来的努力一刻都没有停滞过，徐旭生撰写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堪称这方面的经典。如今，随着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有序推进，那些大遗址与传说能否一一对应，成了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比如，有学者提出，良渚文明的失落很可能与蚩尤、大禹的传说相关，也有不少学者将陶寺遗址与尧都联系起来，还有学者认为，石峁古城就是黄帝部族的居邑。当然，由于材料不足，我们并不急于下定论。

　　相关讨论也激发了公众对上古传说的兴趣。与学界追求所谓“严谨”不同，公众更易发挥想象力，也更倾向于相信考古发现与上古传说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赋予传说以真实性。这意味着，传说的美育功能正被再度唤醒。我们已经看到，在诸如央视“中国考古大会”这样的文化类节目中，上古传说可以舞台剧等艺术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今后，我们要争取改编出更加丰富、深刻的文艺作品，尤其可以尝试将上古传说与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结合起来，以此拉近考古与公众之间的距离，同时也帮助公众更好地感受传说之美和中国文化之美。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