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秋，我的“大爷爷”叶廷乂公去世后，这样一座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察院胡同老宅”，陆续搬进来了一些家族以外的人。

　　家父叶嘉谋是叶嘉莹先生的大弟弟，当时是北京第35中学的语文老师。这所学校原名“志成中学”，是1923年由李大钊等人创建的，姑母在辅仁大学毕业后也曾在该校执教。因校领导对家父说：现在有不少教职员工没有地方住，你家有房，先帮学校解决一下困难吧。于是，家父就将后院的房子腾空，借给了同事们居住。

　　因为上百年的老房经常被居住的人要求维护修缮，会需要不小的费用，领导就让他们给我家一些钱。不知怎的，到了1966年6月，房管部门来人到我家，当时只有我这么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在家。在帮他们一起丈量了所有房屋以后，他们对我说，你告诉家长，留下你们现在所住的房子是“自住房”，其他的都由国家按“出租房”代管。

　　据我所知，20世纪60年代初，家父曾与家叔叶嘉炽（北京新街口大三条小学教师，叶先生的小弟弟）商议，打算将家中房产交与国家。但政府工作人员到我家说：据我们了解，你们俩不是真正的产权人，你们家房产的产权人是叶廷乂和叶廷元（我祖父名讳，叶先生的父亲）兄弟二人，叶廷乂虽然去世了，但是他的儿子叶嘉榖（我的堂伯父，叶先生的堂兄）作为他的继承人还在台湾，你们的父亲叶廷元和姐姐也都在台湾，由于这些“海外关系”，国家有政策，不能接收你们的房产，还是由你们代管吧。

　　要知道，当时就连我的父母都不知道我祖父和我姑母在哪里，从来人嘴里才第一次听说他们还都健在，而且是在台湾；并且才明白有家人在港澳台的被叫作“海外关系”，在外国的被叫作“国外关系”。

　　1958年秋冬之际，人民大会堂西侧要建造国家大剧院（当时并不知道要建什么），我外祖父家的土地和房产被征用了，可是搬迁的住房还没有建好，外祖父一家人只好先搬到我家院子借住，先是住在东跨院原来的车库。但此时，街道居委会要办公共食堂，并且三天之内就要开张。是以，作为人民教师的家父和家叔，为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仓促腾空院子里的书房——东厢房，将房中的书籍家具等物品处理掉，让我外祖父一家搬了进去。就这样，家里打开了多年前就已锁定的车库大门，街道居委会的公共食堂搬进我家车库。当时我还小，不太记得什么，后来听说荣宝斋、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来家中分别挑选东西，拉走了几车。前些年又听说，当年还有不少东西被清华大学拉走了。总之，说明家里以前所藏的图书物品应该都还是不错的。

　　记得小时候家里有四根通体铁铸的“旗枪”。所谓“旗枪”就是八旗军军旗的旗杆，应该是各旗将士中最重要的指挥官才能拥有。后来为了锻炼身体，家父和我哥哥用铁丝把它们固定在了相近的两棵树上，作单杠使用。家里曾经还有一把宝剑，护手（又称“吞口”）处是一个狮形兽头，剑锋似从狮口中吐出的舌头，约三尺长，当时我还小，觉得很重，需要双手才能相当吃力地举起。曾听老人们说清代佩剑的护手分为：一等龙头纹，二等狮头纹，三等虎头纹，四等狗头纹，等外为蝴蝶纹、无纹……

　　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曾经想学毛笔字（描红摹字）和徐悲鸿画的马，所以毛笔用得很费，经常跑到西小院库房里去拿新毛笔。库房里有很多东西，据说都是以前没被挑走的。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几盒“宫墨”。它们在木盒中一字排开，中间的那块最大，上有金色的龙纹图案，两侧的墨依次越来越小，再靠外的两块是红色的，据说是“朱砂墨”，而且这几盒墨和木盒的气味都很香。当年，父母不让我用这些墨，我只好到外面去买，可是市场上卖的墨或者墨汁的气味都很臭，令人作呕，所以我就不学写字画画了。不过说实话，我真的浪费了不少好毛笔。

　　后来，我家院子的南房被街道居委会占用，成为了他们的办公室，直到1996年前后才退还。原来住在北房的家叔一家也改去住西小院的耳房和库房，北房另作他用。从此，察院胡同老宅的影壁和内外院墙从有到无，院中地下的防空洞从无到有，再加之八九十年代各家各户搭建自己的厨房和卫生间，逐渐变成了大杂院。

　　叶先生在《我与我家的大四合院》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事实上我家的院子如今早已面目全非。一九七四年我第一次从海外回国时，我家已经成了一个大杂院。大门上的匾额不见了，门旁的石狮子被打毁了，内院的墙被拆掉了，垂花门也不在了，方砖铺的地也已因挖防空洞而变得砖土相杂而高低不平了，我对我家庭院仍有极深的感情，只因那是我生命成长的地方，只因我曾见过它美好的日子。即使有一天它被全部拆除，它也将常留在我的记忆里，常留在我那幼稚的诗词里。

　　北京市从1978年开始落实政策，腾退之前被代管的房产。我家的房产却迟迟得不到落实，西城区房管局有一位工作人员，当年就是他来我家丈量房产面积的，他先是对我父亲说：“我对你们叶家的房产非常了解，数量多，而且产权人又不同，所以建议你们不如把房产汇总为‘叶氏祖产’一起办理，比较容易办理。”我父亲跟姑母和我叔叔商量以后，决定“听从政府意见”，便“申请叶氏祖产落实政策”，可是泥牛入海没了消息。

　　直至80年代初，在我和家叔不停地追问下，那位工作人员才告诉我们：“叶家在北京的房产加在一起太多，超过了标准，所以只能先补办‘改造手续’，才能谈落实政策之事。”如果依照他们新的说法办理，我家就只能剩下几间“自住房”了，而当时我们这一代人还都很小，况且他们说“将来等你们这一代长大了，需要房的时候，国家会把代管的房子退还给你家”，所以那时我家没有留下几间房。

　　1983年8月，我大学毕业返回北京，房子的事情还没有办完。

　　经叶先生的多年努力，获得多位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与批示，以及许多崇敬叶先生的人士帮忙，才得以收回产权。产权是收回来了，但却无法搬迁住户，比如察院老宅直到2003年被拆毁前，还留有不少住户。

　　据我所知，叶先生自1979年第一次回国讲学时，就一直想重修老宅。叶先生在《我与我家的大四合院》中有过这种想法的表露：

　　正如邓先生大作中之所叙写，我家故居中的一种古典诗词的气氛与意境，则确曾对我有过极深的影响，这所庭院不仅培养了我终生热爱中国古典诗词的兴趣，也引领我走上了终生从事古典诗词之教学的途径。面对这一所庭院即将从地面上消失的命运，我当然免不了一种沉重的惋惜之情。其实我所惋惜的，还不仅只是这一所庭院而已，我所惋惜的乃是这一所庭院当年所曾培育出的一种中国诗词中的美好的意境。我曾梦想着要以我的余年余力，把我家故居改建成一所书院式的中国古典诗词研究所，不过事实上困难极大，问题甚多，这决非我个人之人力、财力之所能为。我对此也只好徒呼负负了。不过，我个人愿以古典诗词之教学来报效祖国的心意，则始终未改。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傅秋爽教授是我的大学同学，她的一些同事外派出国时，会因孩子年龄较小而带同出国。这些孩子们在国外整天看的都是英文的动画片与读物，她不希望这些小朋友们将来回国后对祖国的经典文化一无所知。于是，在2020年疫情期间，她给这些同事的孩子们寄送了一批有关叶先生讲授诗词以及介绍叶先生的书籍，期待他们能够感受到中国诗词之美和吟诵声音之美，据说孩子们都很喜欢。由于看到书中的“察院老宅”插图，她在与同事微信聊天时，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们从在大学时，到北京就经常聚在这里。毕业了，同学们留言、留信、留物也都放在这里，由他们传话、转交，是大家共同的驻京办。叶先生的弟弟、弟妹都是老北京人，古道热肠，礼数周全，我第一次吃春饼就是在这里。多少年来无论什么时候，一个电话打过去，每次老人们都能马上听出你的声音，叫出你的名字、工作单位，问家人们好，邀请你到家来，这就是察院胡同23号，叶先生祖宅的主人们。叶嘉莹先生侄儿是我同班同学，也是少有的热心肠。这样一个承载着很多人美好记忆的祥和的院子最终被铲平了。每次我经过那里，心中都隐隐作痛，这其实也是很多熟悉察院胡同23号的人们的共同记忆和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