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二年级开始，我发现自己的兴趣是在古典文学，于是把阅读逐渐集中于古典诗歌和笔记杂说，喜欢文献考证。同时又对美学非常着迷，看了不少翻译著作，写下了许多笔记，记录自己对美学原理问题的思考。

　　后来考入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读硕士，专业是中国文学史，课程多集中于先秦典籍和文献学。而担任文学理论课程的黄海澄教授，以“新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阐释美学和文学理论问题，让我们受到新的理论思维和思想方法的熏陶。1985年考入南京大学，师从程千帆先生研究唐宋诗歌，又在卞孝萱、周勋初、郭维森等老师的指导下，受到文献考据和文学史研究的训练。

　　程千帆先生的学术研究是从文献学入手，由作家、作品上升到文学史研究，同时关注文学理论和批评，力图从文学研究中发现、提炼理论问题。在文学研究中，他主张将考据和批评结合起来，形成自己文献学+文艺学的学风；在文学理论研究上，他曾在《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一文中提出：

　　从理论角度去研究古代文学，应当用两条腿走路。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二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前者已有不少人从事，后者则似乎被忽略了。实则直接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抽象出理论的方法，是传统的做法，注意这样的研究，可以从古代理论、方法中获得更多的借鉴和营养，并根据今天的条件和要求，加以发展。

　　先师这种“两条腿”走路的宗旨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从唐诗研究到文学史研究，从清代诗学研究到古典诗学基本概念和命题研究，一直都在努力践行。广泛阅读文献，最大限度地掌握研究范围内的原始文献。同时，热切关注文学理论的发展，以文学理论提供的新视角去观察问题，用文学理论总结的普遍原理去思考问题。并且以中国古代文学的丰富经验与当代文学理论相印证，从古代文论的丰富蕴涵中提炼有普遍价值的理论命题，揭示和消除现有文学理论的盲点，与西方文学理论构成互相发明、互相补充的关系。

　　回顾自己的学术经历，对于文学理论，开始是出于兴趣而接受的，当然也立足于理解与认同。对文学的基本观念，取法于苏珊·朗格的符号学理论。我在撰写博士论文《大历诗风》时，即以朗格《情感与形式》《艺术问题》两书的观点作为自己把握文学问题的立足点。

　　但随着阅读日广，研究愈深，对文学和文学史就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再读到某些外国理论学说，会产生深得我心的共鸣。比如，对历史的基本观念，最初看到卡尔《历史是什么》、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后来看到海登·怀特的著作，都属于这种情形。不再是学习或接受某种思想观念受到启迪的兴奋，而是自己固有的认识获得印证的愉悦。慢慢地，论文中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证，就不再是奉为论述的权威依据，而只是作为对先行研究的尊敬。

　　20世纪90年代中叶，我写完《大历诗人研究》后，感觉自己的知识储备已然告罄，很想研究一下古代诗歌理论，给自己充充电。而我当时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历代诗学著述收藏极为丰富，数量众多的清人别集和诗话却很少为人关注，于是我便从编纂《清代诗学著作简目》开始，涉足于清代诗学研究。由王渔洋研究到康熙诗坛研究，由叶燮《原诗》笺注到清代诗学史研究，经过20年时间的爬梳剔抉，写出了《清代诗学史》第一、第二卷。

　　我的清代诗学史建构，与前辈或时贤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它不是单一的观念史，而是集观念史、批评史和学术史为一身的历史论述。由于清代诗学研究积累薄弱，许多问题都带有拓荒性质，缺乏可参考的研究成果，这就使我的论述无法像一般的通史那样概括和扼要，而是堆积着许多原始文献的解读和分析，带有浓厚的史论性质，篇幅也相当繁冗。

　　清代是中国古代思想和学术的总结期，学术风气浓厚，学风严谨，诗学也因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问，产生了许多富有理论独创性和学术深度的著作。虽然从乾隆中叶开始，以袁枚《随园诗话》为代表，诗话写作出现了面向当代诗歌批评的转型，但清代诗学总体上仍是面向整个古典诗歌的历史，面向历代诗歌和诗人，所以研究清代诗学就等于研究整个诗歌史和古典诗学。

　　对清诗话的广泛阅读，不仅让我认识到清代诗学丰富的理论内涵和诗歌史研究的深厚积累，体会到清代诗学在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激活了我研究诗歌史和前代诗学的心得，引发我重新思考古代诗歌的一些现象和理论问题，不断产生新的想法和认识。

　　这些认识慢慢由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就凝聚成《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及续编中的一个个理论命题。其中，《以高行卑》提出的古代文体互参中的体位定势和《拟与避》提出的“隐性互文”概念，都属于程先生说的“直接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抽象出理论的方法”，对当代文学理论不无补充意义。

　　中国文学理论的创新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学界，近年逐渐形成吸收西方文论精华、发掘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和总结当代文学创作经验三者结合的共识。这一思路看似颇为通达，但是否行得通，我还抱有怀疑。在我看来，不同理论的融合绝不像不同元素的混合，能通过“化学反应”产生新的物质，理论的融合就是原有理论的混杂，不会形成新的理论。文学理论的创新只能出自文学经验的总结和提炼，从丰富的经验中发现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总结出具有原理意义的命题和学说。

　　中国文学拥有三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保存了无比丰富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经过历代的评估、筛选和淘汰，在不断被经典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被诠释和研究。古往今来积累的数量庞大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文献，本身就是蕴藏中国文学经验的宝库，对它展开深入的探究，必将充实和丰富现有的文学理论。

　　我越来越坚信，对古代文论和批评的研究是进入中国文学历史、开启中国文学经验宝藏的钥匙。事实上，只有明了古人如何理解文学，如何写作文学，我们才能找到妥当的、有效的打开方式，让先人心血所凝聚、精神所寄托的文学境界向我们展开。这无疑是非常艰难的工作，刘勰在一千多年前就发出了“知音其难”的感慨。但为了鉴古以知今，守先而待后，我们必须一步一步地跋涉、探索。

　　而在今天，首先有必要做好刘大白1919年在《中诗外形律详说·自序》里提出的盘点家底的工作，否则我们面对西方当代文学理论，就仍然无法摆脱刘大白所预言的理论窘境：

　　不论是想把自己所有的古董向人家夸耀的，不论是想指摘人家底古董尽是些碎铜烂铁，一钱不值的，不论是想采运了洋古董来抵制国货的，似乎都得先把这些古董查明一下，给它们开出一篇清单来。如果不做查账、结账的工夫，而只是胡乱地夸耀一下，指摘一下，抵制一下，这种新旧交哄，未免有点近乎瞎闹。

　　而这种盘点家底的工作也是不容易的。以诗学而言，清代以前的诗话基本已整理出来，就是数量更庞大的清诗话，几年后也将大体排印出来，但数量尚不清楚的札记、序跋和评点呢？要全部摸清，绝非易事。可见，在中国发现批评史，仍是个漫长的、有待于学界共同跋涉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