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南下还是北行？对青年学子来说，大体可以反映出两种不同的人生走向。南方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政策灵活，若有长袖善舞的本领，又交上好运，似可衣绣而多金。北方不只是政治中心，还是科学与文化的殿堂，如果潜心向学，可在学术上有所进步。作为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青年，面对不知涌向何方的洪波巨浪，带着迷茫与未知，还是决定负笈北行，去追寻梦想中的人生。

　　北上求学

　　出川北上的列车，不紧不慢地开着。车轮轧过钢轨连接处的缝隙，发出“哐当”“哐当”的声音，舒缓而有节奏，像旋律一般轻轻叩击你的心房。刚刚披上春装的绵绵青山，似乎要张开双臂，热情拥抱那一路奔走不知疲倦的绿皮列车。只有那低沉而略带嘶哑的汽笛声不时告诫你，人生的路既阻且长。我站在车厢的过道里，挤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想着连一张坐票都没有，不知如何完成长达三十来个小时的旅程。就这样奔赴京城，到时筋疲力尽，昏昏沉沉，不要说写好入学试卷，恐怕本就驽钝的脑袋也会毫不留情关上思维的大门。焦急、悲凉、无奈，五味杂陈。忙碌的列车员来来回回，侧身而过，好像提示我世间总有解决难题的人。我跟着列车员走到他小小的休息间，乞请他帮帮忙。我被让进休息间里，不时向窗外眺望，没有诗，只有远方。不多时，座位有了，稍可安身。看来，旅行尚需贵人相助，学术更要名家指点，事体虽异，其理则一。

　　记得第一次见到赵光贤先生，是1989年11月在河南淮阳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他作为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致开幕词，讲年代学，讲历史研究法，讲先秦史研究的现状和未来。一位耄耋之年、羸弱之躯的老者，语调低缓、鼓舞人心，受到与会代表的由衷敬仰。会上会下，有很多人簇拥着赵光贤先生，陪他进出，也尽心照顾他的生活。我无人引荐，与他搭不上话，只能远远地望着他，看他清癯而又和蔼的面容，看他拄着拐杖款款迈步，看他捋着长长的胡须浅浅微笑，看他和颜悦色与人亲切交谈……真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只是不能零距离请益，一丝丝苦涩在心中久久萦绕。

　　忝列门墙

　　经历几多曲折，如愿忝列赵光贤先生的门墙，攻读先秦史博士学位，真是天大的幸运和福分。来到赵光贤先生身边求知问学时，我已是三十好几的人了，看到周围多是朝气蓬勃的面孔，颇觉汗颜。像我这个年龄段的学人，历经沧桑岁月，凄风苦雨不曾阻止他们前行的脚步，大都学有所成，已是高校或科研单位的中坚。反观自己，迟迟找不到治学的门径；行囊空空，拿不出一两篇像样的成果，内心焦虑不安，诚惶诚恐，茫无头绪，欲理还乱。所幸有赵光贤先生精心指导，焚膏继晷，卒成学业。

　　跟赵光贤先生学治学，三年时间虽然短暂，但从学术思想到研究方法，所获教益都是嘉惠终生的。赵光贤先生的道德文章，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犹如永不熄灭的火炬，始终照亮我们人生的行程。

　　赵光贤先生一生坎坷，不改向学之志；淡泊名利，尤有高世之风。他酷爱历史，但在清华大学却错失机缘，只好一边学习政治，一边自修史学。他毕业后曾任天津《大公报》的助理编辑，练就一手优美的文笔。1938年，辅仁大学陈垣校长招收研究生，赵光贤先生报名应考，成为一代名师的及门弟子。他所撰毕业论文《明失辽东考原》十余万字，资料宏富，视角新颖，见解深刻，力透纸背，至今读来仍觉精辟。论文被陈垣校长推荐到《辅仁学志》分两期连载，以飨学林。此时赵光贤先生年仅三十，即有如此传世佳作，令人感佩不已。随后赵光贤先生在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先执教西洋史，后改教先秦史，遂成终身事业。因工作需要，教学研究工作有所变动，赵光贤先生以大局为重，欣然接受。但他一度被聘为副教务长，事务颇为烦冗，后为学术计，坚辞其职。赵光贤先生告诉我，起初陈垣校长并不接受辞呈，但他去意已决，待在家里不去上班，陈老只好答应下来，说罢不禁哑然失笑，笑容中表现出对名缰利锁的超然情怀。这对今天不少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学而优则仕，大小有个官做，夫复何求？我就是这样的俗人，始终摆脱不了虚荣心的束缚，白白流失做学问的黄金时期。与赵光贤先生的思想境界相比，差距真不可以道里计。

　　赵光贤先生为人耿介，不媚流俗，言多直切，文多商兑，处处表现出务实求真的科学精神。这在学术上尚可视作争鸣，生活中却不被包容。唐兰力主康宫是康王之庙，他却认为与事实不符。明末十三家农民起义军大会荥阳，为人津津乐道，他却说此事属于子虚乌有。凡此多与时人意见相左，不预主流。1980年，赵光贤先生将早年写就的专著《周代社会辨析》一书整理出版，在学界获得极高赞誉。这本讨论古史分期的著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申论周代是封建社会，从而把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今日学者对古史分期问题不再像老一辈专家那样热心，但细读这本大著，依然可见赵光贤先生研究周代历史文化的真知灼见，尤其是一位优秀学者不跟风、不唯上，唯重事实、坚持真理的勇气和风骨。

　　古稀风采

　　赵光贤先生重回学术中心，年届古稀，已非治学的大好年华。尽管如此，其后二十多年他仍发表一百多篇文章，先后结集为《古史考辨》《孔学新论》《亡尤室文存》，并形成《中国历史研究法》专著。100多万的文字不算很多，但不涉叙述类作品，多为历史考证或研究性著述，尤费心力。赵光贤先生学识渊博，目光如炬，从不抱残守缺，一直站在学术前沿。

　　近代兰克史学勃兴，主张“呈现往事真相”，强调对史料真实性的严格审查，将传说时代的历史置于虚无境地。如法人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认为，在每个民族的早期历史中，都有传说时代留下的远古记忆，附会着各种历史人物。它们实际上是纯粹的大众信仰，只是民俗而非历史。他们强调必须警惕那种诱惑，即把传说看作某种精确事实与错误的掺杂物；不能认为脱落掉错误，就可以通过分析得到历史真相的“谷粒”。传说是一种混合体，也许蕴含有一些真相的颗粒，甚至也能被分解出真相的各种要素；但是，没有任何手段能把得自现实的要素与想象产生的要素区分开来。所以必须铁了心地把传说看作是想象的产物，对那种依赖传说资料的叙述，尽管貌似历史也应该被抛弃掉；比方备受赞誉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其开头数章就同样应该被丢掉。在这种科学主义史观的影响下，随后兴起的疑古思潮，也对中国传说时代的夏史、五帝史给予了全盘否定，认为那不过是后世层累造作的伪史。

　　赵光贤先生认真研读疑古派有关著作，对其疑古辨伪的成绩和局限有深刻认识。他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也讲史料的分类与价值、鉴别与辨伪、考证与解释等内容，认为历史研究必须使用第一手的原始材料，但对远古时代的传说资料仍持谨慎态度，主张精心鉴别，考而后信，不可一笔抹杀。他认为，即使没有从地下发掘出确实无误的夏代遗址和文物，也可从古文献上证明夏朝是不可否定的客观存在。这对于我们今天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认识文明形成的独特性和连续性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赵光贤先生晚年致力于夏商周年代学研究，辟学术新径，开治学新风。1979年，他发表《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伐纣之年》一文，针对天文学家张钰哲、张培瑜提出武王克商之年在公元前1057年的说法，深度解析相关天文资料，充实金文和文献证据，以示支持。这是他系统研究西周年代学最早的学术论文，曾被中国古代史的大学教材广加征引。其后他持续探究，新作迭出，成为西周年代学研究用力最勤的中国学者，带动了一大批同行和相关专家的倾情投入。赵光贤先生非常重视天文学家利用电子计算机研制的精密历谱，甫一问世就立即运用，以保障年代学研究的科学性。他综合运用天象、金文和文献资料反复求索，果断放弃前说，提出公元前1045年为武王克商之年，并尝试拟出西周列王的年代体系。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些工作对后来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动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赵光贤先生的文章观点鲜明，简洁流畅，笔锋犀利而证据充实，文辞优美而韵味无穷，堪称作文的典范。他虽然离开我们二十年了，然其精神不朽，时时鞭策我们不畏艰难，锐意进取。每当自己文思枯竭、下笔维艰之时，就拿出他的书来细细品味，在获得愉悦感的同时，总有一种意志的力量，创新的灵感，悄然而至，帮助我们走出困境，砥砺前行。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