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大战略判断和战略抉择，为中国发展新一轮开放型经济，进一步推动和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全方位塑造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不是简单地发挥国内循环或者实施更高水平开放国际大循环的独立作用，而是要深刻把握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共进的内涵，以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我国开放水平和层次的提升，以更高水平开放的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

　　塑造新优势正当其时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必然规律和结果，尽管其中可能会经历许多曲折和弯路，但其长期发展趋势不会改变。因此，即便是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日益抬头和猖獗，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逆流之际，中国仍毅然决然地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倡导和推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然而，中国在前一轮开放发展中形成的“大进大出”和“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模式，其动能已开始明显减弱，充分说明以往依托初级要素形成的低成本竞争优势面临可持续困难。因此，无论是从中国自身发展阶段变化角度看，还是从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新形势角度看，塑造中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都正当其时。

　　一方面，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后，不仅传统的国际大循环模式难以服务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且继续实施传统国际大循环所依赖的原有客观条件也已经不复存在，比如建立在人口红利、土地红利、政策红利基础上形成的低成本优势。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阶段，推动和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显然不能依托传统竞争优势继续停留在全球分工体系的中低端，必须要有一定的控制力和主导力，如此才能具有引领力和推动力。可见，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不仅具有“中国意义”，更具有“世界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在生产力相对落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开展的。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社会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内循环，主要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生产力相对落后决定了供给能力有限，而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则对消费能力形成了严重制约。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之初的现实国情意味着，作为国内大循环起点的生产，以及作为国内大循环落脚点的消费，都存在着巨大的堵点和痛点，因此，封闭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只能实现低水平的国内循环。而打破这一低水平循环的出路，就是实行改革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开放型经济。通过融入国际生产网络，有效破解了生产能力不足问题，产业尤其是制造业规模的迅速扩张就是明证。与此同时，借助强劲的国际市场需求，弥补了国内市场不足的缺陷，进一步解决了消费需求不足形成的制约问题。这就是我国“大进大出”和“两头在外”传统国际大循环模式形成的基本逻辑。这一开放发展模式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包括积累的巨大财富以及逐步形成和提升的生产能力，从而在传统比较优势逐步丧失的条件下，为实现向新型比较优势转型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因为生产力不断进步和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为打通生产端和需求端原有堵点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客观条件。

　　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为遵循

　　当前，我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根据变化了的发展阶段、环境和条件重塑我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

　　早期关于内外经济循环理论研究就指出，基于开放的经济系统，可以建立实现系统内外两个经济循环的一种动态互补机制。当外界环境较好时，以外循环带动内循环，进而推动系统的发展。当外界环境不佳但内部环境较好时，通过政策调整，避免和减少外循环造成的损失，以内循环带动系统的发展。当外界环境和内部环境都良好时，可以协调两者发挥倍增优势。当外界环境、内部环境都不理想时，两者互补则可以减少损失。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将内外部经济循环协调互补的机制进一步阐述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为了在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条件下，发挥人口存量和收入增长带来的消费层面的潜在比较优势，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化国内剩余产能，促进产业消费升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首先，要以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充分重视和发挥我国超大市场规模在重塑竞争新优势中的重要作用。利用超大市场规模不仅可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等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还能充分发挥需求引致创新的重要作用，以及通过强化竞争从而促进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潜在市场规模优势能否真正形成现实可用竞争优势，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循环体系是否畅通。不可否认，由于受到体制机制等约束，以及政策扭曲因素等问题的存在，无论生产环节还是消费环节，目前仍然存在不畅通的问题。比如行业保护和地方保护的存在，使得在区域空间和产业领域内生产要素尚未能够实现有序自由流动，进而对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等产生了严重不利影响。其他诸如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等，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梗阻问题。因此，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条件下，将已经具备的总体市场规模优势转化为真正竞争优势，需要在破除市场分割方面尽快实现新突破，尽可能扩大实际可用的有效市场规模，从而充分发挥超大市场规模在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夯实我国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国内经济基础。

　　其次，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因此，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不仅要重视国内开放性，同时还要注重国际开放性。新一轮开放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大循环，而是要实施更高水平开放，即开放范围要进一步扩大，坚持向发达国家扩大开放的同时，注重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开放。在开放领域上，要在制造业开放基础上，进一步有序推动服务业开放，实现产业领域开放更加协调。在开放层次上，要在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同时，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实施更高水平开放不仅能够进一步夯实重塑竞争新优势的物质基础，还有助于形成提升竞争新优势的动力系统，为重塑竞争新优势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最后，开放条件下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并非相互独立的关系，而是表现为相互促进的关系。这是因为，国内大循环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融入国际大循环，比如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以及消费的国际性等，进而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互动关系。一方面，国内大循环中的各环节和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融入国际大循环的层次和水平，比如由国内要素禀赋和资源配置效率决定的产业层次和技术水平，显然是参与国际大循环的重要影响因素。另一方面，融入国际大循环同样会对国内大循环产生影响，比如出口贸易的“干中学”效应、利用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以及“走出去”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应等。更为重要的是，实施更高水平开放能够形成“开放倒逼改革”的积极效应，从而有助于体制机制的进一步优化，推动并加速实现国内大循环“畅通”，提升国内市场吸引和积聚全球高端要素能力，提升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并改善要素配置水平，进而推动我国产业现代化发展。

　　通过畅通国内大循环建立的产业优势，中国制度型开放的步伐也将进一步加快。推动国内大循环更深层次地融入国际大循环，让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在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中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实现全球产业价值链地位攀升，获得更高水平的技术溢出和更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进而反哺国内大循环，实现国内价值链拓展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我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的综合实力。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习近平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重要论述研究”（2021SJZDI01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无锡太湖学院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