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经之 李强/供图

　　学人小传

　　胡经之，祖籍苏州，1933年生于无锡。著名美学家、教育家，深圳大学“荣誉资深教授”。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著名文艺理论家杨晦先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年，应深圳大学首任校长张维院士之邀，与汤一介、乐黛云同赴深圳大学创办中文系，后将中文系改为国际文化系，任系主任并担任特区文化研究所所长、深圳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著有《文艺美学》《文艺美学论》《中国古典文艺学》（与李健合著）、《胡经之文丛》等，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等。先后被推选为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广东省美学学会会长、深圳市作家协会主席、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等，是深圳首位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

　　江南岸边草，苍茫一书生。乐读万卷书，好作万里行。

　　心向真善美，敬重天地人。复归大自然，犹怀世间情。

　　这首自评诗，是文艺美学家胡经之美学人生的真实写照。寥寥40字，展现了高洁的学术追求和自然品性，不由让人心生敬意。历经江南稚子、北大学子、岭南游子，最后在深圳落地生根，成为深圳赤子，胡经之虽然人生轨迹和学术道路多有变化，但是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始终初心未改。如今，胡经之先生88岁高龄，乃“米寿”翁（“米”字拆开是八十八），德高年劭，犹言谈敏锐，思维敏捷，学而不倦，实为后辈感佩。

　　少时启蒙开启审美人生

　　1933年，胡经之出生在苏州、无锡之交的梅村，古称梅里。这里是吴文化的发源地，被誉为“江南第一古镇”。他生长于小康之家，其父胡定一一直在太湖周边的中小学任教。当时蔡元培在江南倡导“教育兴国”，因此教师的地位很高，待遇也不错。父亲辛勤劳作，为胡经之提供了较为殷实的家庭生活，可以“读书不为稻粱谋，觅得真知求自由”。

　　“我之所以会走上研究美学、文艺美学这条道路，既受那个时代教育的熏陶，又为自己的兴趣所驱使。”胡经之少时接受教育的时代，正是五四新文化传统发扬光大之时。1912年，蔡元培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将美育正式纳入国家教育方针，到20世纪30年代，苏、浙、沪成了审美教育最发达的地区。“美育影响了我的父辈与师辈，父辈与师辈又影响了我们这一辈。受美育的熏陶，我对审美发生了兴趣，先是自然审美，然后是艺术审美。”胡经之说。

　　胡经之从小受到江南水乡吴文化的熏陶，崇信温、良、恭、俭、让。江南的自然风光深深吸引着他，竹林、池塘、山丘、小溪，太湖、阳澄湖、邓尉山、苏州园林、寒山寺等，都令他着迷，常常流连其中。胡经之回忆道，“此时，我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自然审美”。对此，同辈老乡钱中文评价说，“他从小就受到水乡风物，园林雅致的熏陶：那里湖光山色，风帆点点，稻香鱼肥，渔舟唱晚……以后在名师的指点下，将生命的审美体验汇入了他学问的追求之中”。

　　胡经之初小读的是苏州城里的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在校期间还参加了童声唱诗班，于是从此爱上音乐。等到上高小和中学，他先后遇到了语文老师陈友梅和何阡陌，两位老师开启了胡经之的文学审美体验。“陈老师教语文，用的是开明书店叶圣陶编的教本，配上丰子恺的画，充满诗情画意。”胡经之记忆中的那些课文，至今难忘。如“菜花黄，菜花香，蝴蝶飞过墙”“星期天，天气晴，大家去踏青，过了一村又一村，到处是美景”。陈友梅擅长中国古典诗词，讲授诗词声情并茂，每到最动人处，禁不住呜咽泪下。这样的讲课场景，自然深深刻在胡经之的心灵深处。何阡陌老师讲解新文学作品，娓娓动听，胡经之仍记忆犹新，“最使我倾心的是其讲朱自清的《背影》，饱含深情，我从来没有体验到文学艺术的魅力可以达到如此神奇的境地，刻骨铭心”。

　　先有审美体验，后有理论思考。胡经之最早接触的是朱光潜的美学理论。中学时期，他先后读了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和《谈美》。这时，胡经之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门专门研究美的学问，叫美学。中学毕业后，胡经之在无锡县师范学校又读到了朱光潜的《诗论》。1949年前，他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新中国成立后，17岁的胡经之担任无锡县学联主席，当选无锡县第一、二、三、四届人民代表，苏南首届政协委员。逐渐丰富的社会经历，扩大了胡经之阅读视野。从朱光潜的美学扩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周扬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等，都对胡经之日后的美学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1951年春，他买到一本苏南新华书店翻印的周扬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如获珍宝。“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从而激起了去大学攻读文艺学和美学的热情。”他回忆道。

　　1952年，胡经之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那时，全国高校的院系调整刚刚结束，北大名家云集。朱光潜、宗白华、蔡仪、马采等美学家都在北大，但都不开美学课，只有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开设文学概论课，胡经之是课代表，因此有机会与杨先生深入接触。入读北大后，他又集中精力读了20多部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美学著作。因为喜爱美学，胡经之经常登门拜访朱光潜、宗白华和蔡仪等先生，请教他们关于美学方面的问题。久而久之，胡经之便有了一个明确的治学目标——研究文艺艺术的美学问题。所以胡经之常说，他的审美人生从少小就开始了，但美学生涯却从北大开始。

　　1954年，苏联专家毕达可夫来北大举办“文艺学研究班”，讲授文艺学引论。因参加这个班的必须是高年级即将毕业的学生和全国各高校的青年骨干教师，当时胡经之刚上三年级，但在杨晦先生特许下，他有幸参加了研究班的学习，完整地听了毕达可夫的课，并完成了结业论文《论文学的人民性——兼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1956年，胡经之又跟随杨晦先生攻读文艺学副博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对于在北大的求学时光，胡经之深情地回忆道：“1952年19岁的时候离开苏州到北大来求学，那个时候，正好赶上全国院系调整，马寅初任校长，江隆基任书记和副校长，这两个人令人怀念。这是北大的黄金时代，名师荟萃，由蔡元培蔡老开启的人文传统、美学精神，我当时在这里能直接感受到，这是受到了人文的熏陶，在北大实现了读万卷书的梦想，在北大开始了文艺探索之路。”胡经之所说的“读书破万卷”绝非虚言，其时的同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张炯先生感叹道，“经之同志自读书时代就积累了大量的卡片和笔记，在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十多年时间，相当扎实地读了大量的中外古今的著作，并得到当时北大名师诸位先生的教诲、指点，即使走上了教学岗位，几十年来也总是手不释卷，读书非常多，真是大学者一个”。

　　文艺美学研究初露锋芒

　　1980年，中华全国美学学会成立大会在昆明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美学盛会。在这次大会上，胡经之提出了高校应开拓和发展文艺美学的建议，引发了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得到了朱光潜、伍蠡甫、蒋孔阳等美学大家的热忱鼓励。

　　胡经之告诉记者，提出“发展文艺美学”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这是他求学时代就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他看来，古典名作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因为其中蕴含着真、善、美。“古典作品至今仍具艺术魅力，一是因为古典作品表现了真、善、美，二是这些真、善、美激起今天人们相应、一致的情感，获得审美享受。”胡经之认为，优秀的古典作家虽然生活在古代，有阶级局限性，但在实践生活中具有真切的感受和体会，他们的生活体验、人生感悟，对今天仍有价值，能给我们美的享受。这也是胡经之的副博士毕业论文《为何古典作品至今还有艺术魅力》的主要观点，是从美学的角度思考文学问题。

　　改革开放迎来了学术发展的春天，更使胡经之精神振奋，激发了学术研究的积极性。1978年，他读到了中国台湾学者王梦鸥的《文艺美学》，瞬间点燃了将文艺美学发展成为一个学科的宏大构想。“王梦鸥的‘文艺美学’只是一个书名，没有对这个概念进行阐释，更没有将它发展为一个学科的想法，我感觉这个名称很好，正可以把一向分离的文艺学、美学融为一体。”其实，“文艺美学”这个名称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由学者李长之明确提出了。胡经之说，“李长之曾明确指出，文艺美学就是德国人所说的文艺体系学，应把文学和其他艺术放在一起作系统研究，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进一步阐发”。

　　在昆明会议后，文艺美学一度很热，成为一个影响很大的学科，这是胡经之始料未及的。他提出“发展文艺美学”，是想把文学扩展到整个艺术领域，发展为一门交叉学科，并且付诸实践。于是，1980年胡经之就在北大开设了“文艺美学”一课，并且立即招收文艺美学研究生。

　　胡经之提倡发展文艺美学，力求把文艺学与美学融合在一起，透过艺术创造、作品阐释这一活动系统地去看人自身审美体验和心灵超越。“文艺美学是从美学的角度研究文学艺术，深入到文学艺术的审美层面，揭示文学艺术审美创造的特性和审美创造的规律。”这是胡经之对文艺美学的理解。他表示，文艺美学关注艺术美，探讨的是文学艺术自身与其他审美创造活动相区别的特殊的审美性质和美的规律。“也就是说，文艺美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艺术，着重把握的是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揭示艺术活动系统的奥秘，把握多层次的审美规律，发掘艺术生命的底蕴，探讨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方法。”文艺美学对创作和批评的考察侧重的是审美价值，思考怎样才能创作出美的作品，怎样进行文学批评和接受才能获得审美享受。在胡经之看来，美学不只研究人的审美活动，还应研究创美活动和育美活动。由此，“文艺创造乃是一种独特的创造，文艺美学就是美学和文艺学都关注的交叉学科”。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文艺美学发展了40多年，取得的成就不小。“文艺美学”已被教育部列入研究生培养的一个专业方向，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被列入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胡经之的学术贡献也被纳入了学术史的视野。祁志祥所著的《中国现当代美学史》、曾繁仁主编的《中国文艺美学学术史》、冯宪光等著的《全球化文化语境中的中西文艺美学比较研究》等均设有专门章节，予以评说。

　　同时，文艺美学学科的开创，不仅整体推进了国内美学与文艺学的相关研究，而且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文艺理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杜书瀛曾表示，“文艺美学这一学科的提出和理论建构，是具有原创意义的……是由中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首先命名的，首先进行理论论述的”，“对中国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学术发展有促进作用，有启示意义的，是可以成为人类共同的学术财富的”。美学家、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曾繁仁认为：“胡经之教授对我国文艺美学学科的贡献是全方位的。正是由于他和其他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文艺美学才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美学学科，成为美学领域中国学者特有的声音。”

　　但是，文艺美学还需要完善，要不断地适应文学艺术发展和审美的需要。如今，一些学者正在呼唤“文艺美学再出发”，要研究新问题。对此，胡经之非常支持。当下，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文艺学、美学话语体系仍没有有效建立，今后，能否在文艺美学的旗帜下多开拓中国自己的问题，多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美学中汲取精华？在他看来，文艺美学要发展，还得“马列指导，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但最终是要解决当今文艺实践的新问题。

　　“跟随胡老师求学做学问是我学术生涯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学到了太多太多。”胡先生的弟子、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教授李健告诉记者，就拿研究古典文艺学为例，“胡老师告诫我，掌握扎实的古代资料并消化这些资料是进入研究的第一步，有了这个功夫还不够，还要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国古代、现代虽有一些，但是不够，还必须要从外国拿，也就是说，要了解西方文艺学、美学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文艺学、美学的发展，多读一些西方的书，借鉴它们有价值的观点和方法，可能会推进中国古典文艺学的研究”。胡经之经常和李健谈起他的北大老师杨晦、朱光潜、宗白华，在学术研究上，“他们每一个人都学贯中西，每个人都不是食古不化或食西不化，都能把古人、西人的一些好的东西转化为自己的东西”。同时，胡经之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国当下的古代文艺理论、美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食古不化或食西不化的，这值得警惕。

　　探索构建美学“三部曲”

　　“在我美学生涯中，前期着重研究文艺美学，中间走向文化美学，后来，我又更多地投向自然美学。”胡经之表示，文艺美学、文化美学、自然美学，构成了其美学思想的“三部曲”，“研究的具体对象常有变化。但变中又有不变，那就是，我一直爱以美学的视野考量万事万物，从文学艺术到人文世界，一直到自然天地”。

　　改革开放之初，思想大解放促进了文学艺术大发展，文艺美学应时而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开始在中国盛行。胡经之听了港台流行歌曲后，开始产生新的审美体验。1984—1987年，胡经之在香港电视台上看了近百部外国影片，感觉质量参差不齐。1986年，他到香港中文大学访学时被告知，香港的主流文化是大众文化，高雅文化只存在大学殿堂里。对此，胡经之非常困惑，大众文化怎么能成为主流呢？但随着从港台传来的大众文化对大陆的影响越来越大，大陆学界不能对此熟视无睹。美学要发展，必须面对现实，对大众文化进行美学探索。在这种情形下，胡经之主张从文艺美学走向文化美学，这是文艺美学的自然延伸。

　　江南水乡有着绝美的自然风光，胡经之从小便流连于这些自然风光之中，身心受到了陶冶，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审美享受。21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日益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凸显在人们面前，这就让原本就对自然情有独钟、向往返璞归真的胡经之更加关注自然美学。他表示，作为生态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美学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自然是人类的生命共同体，自然生态的破坏直接影响到人的生存。人生存于人文世界之中，也生存于天地自然之中。“人的生存危机，既包括人文生态危机，也包括自然生态危机。”所以，他强调应把文艺美学、文化美学和自然美学统一起来作为整体来研究，把人文、自然、精神这些现象综合起来考察。

　　文艺理论家、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姚文放曾这样说过，“透过胡经之教授美学思想的‘三部曲’还可以发现其中潜行着一条更深的伏脉，那就是从人生美学、价值美学到体验美学的递进，正是这三者，支撑着他对于文艺美学、文化美学、自然美学的不懈探索”。这个评价是比较精准的。胡经之说，“我的美学，首先是人生美学，其次是价值美学，然后是体验美学。所谓审美活动，既区别于认识活动，又不同于意向活动，而是一种体验活动，确切地说，乃是对人生价值的体验”，“人生、价值、体验这三个关键词，乃是我美学思索的最重要维度”。

　　胡经之著述颇丰，硕果累累。在文艺学教材编写方面，胡经之比较看重的是由其主编的《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以及他和学生张首映（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合编的《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四卷）。前者自1986年至今，已出三版，印了近20次，1992年获得国家教育委员会优秀教材二等奖，还被大多数高校采用。在文艺学研究方面，198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艺美学》，堪称文艺美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影响广泛。1999年稍作增订后，被收入“北京大学文艺美学精品丛书”，成为我国高校文艺美学专业方向研究生的参考书。“我一直没有忘记中国古典文艺学传统。”胡经之与学生李健合作，先后出版了《中国古典文艺学》《中国古代文论要略》等著作，他告诉记者，这是文艺美学研究的古代延伸，希望通过对中国古代文艺学的研究，夯实文艺美学的学科建设。

　　“新中国成就了我这个人，培育我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文学人。我个人的命运和新中国的历史变革紧密相应，深深打上了时代烙印。”胡经之说，江南沧桑，北大风云，深圳波澜，时代把他引向了历史深处，使得他深切感受到伟大的时代精神。听从时代的召唤，胡经之的美学研究也从文艺美学扩展为文化美学，进而在生态文明新时代转向自然美学，这是对新时代的积极回应。

　　扎根深圳做文化拓荒者

　　北上漂泊数十年，半生尽染书卷气；到此放眼新视界，方知尚有新天地。

　　1984年，在受命创建深圳大学的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院士的邀请下，胡经之和汤一介、乐黛云南下援建深圳大学中文系。从北大未名湖到深大文山湖，几位学者很快就把中文系、国学研究所建立起来。根据北京大学的要求，等深圳大学中文系建成之后，北大的学者要按时返回。3年后，汤一介、乐黛云回到北大，但胡经之却迟迟不走。“一方面是张维校长劝我留下来，在办好中文系外，多为人文学科的发展作贡献；另一方面，当时我对深圳已有美好的印象，这里洋溢着创新精神，办事效率甚高。在北大办不到的事，在这里很快就能办成。”1987年初，在与张维校长的一次长谈之后，胡经之正式向北大提交了调离申请，决意留在深圳大学为发展人文学科作贡献。从中国最古老的重点高等学府来到了当时最年轻的普通大学任教职，胡经之成为最早落户深圳的著名学者之一，实为开风气之先，引发当时学界一阵热议。“改革开放的春风把我从未名湖畔吹到了南海之滨。”从此，胡经之开始了深圳大学人文学科建设的深耕之旅，担任了三届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1993年，被国务院批准为深圳大学自行产生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2019年，被深圳大学授予“荣誉资深教授”。

　　“我在北大35载，实现了读万卷书的梦想，但我的学术视野只停留在大、洋、古。到深大37载，进而实现了行万里路的美梦，走出国门，考察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教育，我的学术视野扩及新、高、尖，从而走向文化美学。”胡经之说。他怀着“国际视野，深圳情怀”来关注深圳的文化艺术，写了不少文艺评论，尝试从美学上作评说，探索深圳的文艺之路。胡经之先后被推举为深圳作家协会、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我在深圳的生活丰富多彩，许多人生体验只有到了这块改革开放的前沿才能亲历，从真的境界、善的境界到美的境界，一直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精彩纷呈。”

　　从“阅读饥渴”时代走到“全民阅读”时代，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深圳出版事业承载了沉甸甸的时代发展成果和个人成长经历。2015年10月，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了《胡经之文集》，含文艺美学、中国古典文艺学、比较文艺学、文化美学和随笔、散论五卷。这是胡经之治学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在深圳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深圳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华美学学会审美文化委员会、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海天出版社联合举办的《胡经之文集》座谈会上，文艺界、美学界群贤毕至，张炯、钱中文、杜书瀛、高建平、王一川、方宁、张法、王德胜、金永兵等老中青知名学者与会，畅谈中国文艺学学科的演变脉络及创新路径。“胡经之从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思潮开始，走向文艺学的研究，又走向中国古典文艺学和比较文艺学研究，还走向了文化美学的研究，每一个领域都写出厚重的专著，填补了有关领域的空白，这是少有学者能及的。”张炯说。在评价胡经之关于文艺美学和文化美学学术范畴的研究时，钱中文表示，“他通过对美学、诗学之间融合的缜密的思考和研究，提出文艺美学，并系统规范其范畴，使文艺美学成为一门新学科，为我国当代学术的重大创新和开拓”。而在胡门弟子、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教授看来，正是由于胡经之推动了文艺美学学科的建成，才促进一大批学者持续开展了文艺美学的多维度研究，毫无疑问，文艺美学作为重大学术创新已经写入历史，并成为时代显学。所以，“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胡先生为后辈学人种下了一棵大树”。杜书瀛则认为，“胡经之的学术创新，在弘扬中国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发出了中国的声音，一定程度上建立了我们的理论自信”。

■钱谷融、徐中玉、胡经之（从左至右）  李强/供图

　　今年7月刚刚履新南方科技大学党委书记的李凤亮，在深圳大学当了8年副校长，在他看来，胡经之先生有三大贡献，第一是在学术史意义上的文艺美学学科建构，第二是开创了根红苗正的深大人文学科，第三是培育和引领了深圳的文化发展。《胡经之文集》的出版，不仅是深圳学术史上的重要事件，更是深圳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这是因为，胡经之亲历并参与了深圳文化、学术、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堪称深圳学术和文化建设的拓荒者和见证者。直到今天，他还密切关注深圳特区文化的发展动向，热心指导深圳文化的全面建设，持续思考真、善、美的当代进展。“胡经之教授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培育和引领了深圳的文化发展。”2018年11月，在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深圳图书馆主办，《深圳商报》提供媒体支持的“40年·40本——记录深圳”书目评选活动中，《美的追寻：胡经之文集第五卷》入选，作为“不但具有专业领域内的价值，比如文学、历史、经济、艺术、生态等，也为读者更好地触摸时代，把握社会，理解人性，反思历史，以及更好地展望未来提供了独特的深圳文本”之一，该卷的上榜理由是：“胡经之先生是当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中国文艺美学的主要奠基人，深圳文艺理论的代表人物，该书是作者对自己的八十载人生做的一次完整回顾。”

　　文化人的生活世界总是丰富多彩的，学界耆宿的逸闻趣事则更有回味。哲学大师冯友兰与好友逻辑学大师金岳霖同庚，1983年，两位老先生在做88岁“米寿”时，冯友兰写了两副对联，一副给自己：“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胸怀四化，意寄三松”，另一副送金岳霖：“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论高白马，道超青牛”，文人雅趣跃然纸上，意思是期望老友不能止于“米寿”，还要活到“茶寿”（108岁，“茶”字上面“艹”是指二十，下面也可拆为八十八）。如今，米寿之年的胡经之依然初心不改，笔耕不辍，探寻着审美文化和美学研究的新境界，并对宗白华的艺术意境论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告诉记者，若把意境论和冯友兰、张世英等的人生境界说联结起来，文艺美学将大有可为。他还撰写了《意象经营意境生》发表在《中国文艺评论》上。“人活在这世上，一要生存，二要发展，三要完善。适者生存，善者优存，美者乐存，心有真善美的追求，才有完美的人生。”胡经之说。知者乐，仁者寿。白发鹤颜、精神矍铄的胡经之先生，既登“米寿”，唯愿以冯友兰大师的寿联祝先生“茶寿”安康！

　　（感谢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教授李健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