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素称礼仪之邦。“礼”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和核心。《周礼》《仪礼》和《礼记》号称“三礼”,是我国传统礼文化的主要载体。以《周礼》《仪礼》和《礼记》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三礼学”在我国古代传统学术中一直居于“显学”的地位。历代从经学的角度诠释和训解“三礼”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成就斐然。可是,自20世纪初以来,在一浪又一浪的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影响下,随着社会的转型和文化范式的转换,“三礼学”逐步被边缘化和碎片化。虽然有关“三礼学”的研究依然不绝如缕,但总体上呈现一种乏人问津的态势,无论是对“三礼”本身的研究还是对“三礼学术史”的研究都非常薄弱,一度几乎成为“冷门绝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三礼学”研究逐渐得到学界的重视,但与《诗经》《尚书》《周易》《春秋》等其他儒家经典的学术史研究相比,有关“三礼学术史”的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方面都有很大差距。近几十年来,儒家经典中的《诗经》《尚书》《周易》《春秋》《孝经》《论语》和《孟子》都有了专门的学术史方面的通史著作,其中《诗经》《尚书》和《周易》《孝经》等甚至有了多部学术通史著作。而关于“三礼学”通代学术史的研究迄今还处于空白、阙如状态。目前只见到吴万居《宋代三礼学研究》(台北“国立”编译馆1999年)、林存阳《清初三礼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潘斌《宋代〈礼记〉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二十世纪中国三礼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刘丰《北宋礼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夏微《宋代〈周礼〉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邓声国《清代〈仪礼〉学史》(人民出版社2021年)等几部断代“三礼学术史”著作,尚未见到有关“三礼学术史”的通史专著问世。这与“三礼学”在我国古代社会和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产生过的重要影响很不相称。
有鉴于此,丁鼎先生协同海峡两岸八位三礼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殚精竭虑,深稽博考,十阅寒暑,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部史无前例的三卷本《三礼学通史》,弥补了“三礼学”一直没有学术通史的缺憾,有填补学术空白之功。丁鼎先生主持的这项“三礼学通史”研究课题于2009年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于2016年完成本课题研究成果,并以“优秀”等级通过评审鉴定。其后,该课题研究成果又经过多次修订增补,于2020年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立项,由人民出版社于2020年12月正式出版。
该书综合运用社会学、历史学和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对我国数千年的“三礼学术史”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探究和总结。不仅简洁明了地勾勒出“三礼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还对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三礼著作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考察,同时注重将三礼研究置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探究了三礼学与历代政治制度、社会思潮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揭示了“三礼学”在中国历史上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该书不仅对于了解和把握“三礼学术史”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深入认识三礼学在中国政治史、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历史地位以及三礼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历史和文化价值都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该书将“三礼”熔为一炉,是一部有关三礼学的通史性的学术史专著。全书研究内容时间跨度之长、资料占有之全面、对许多礼学问题探讨之深入,都是前所未有的。更难能可贵的是,该书的八位作者大都是海峡两岸著名的三礼学专家,凭借在三礼学研究领域的精深造诣,他们在书稿的撰写过程中,不仅能够将三礼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展示给读者,而且能够深入浅出,将晦涩的三礼学术通史写得既精审谨严,又简明晓畅。《三礼学通史》体大思精,不仅对各个历史时期的三礼学著述和相关作者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和论述,而且较为清晰深刻地厘清了各个历史时期三礼学发展背后的学术思想发展史脉络和文化动因。阅读该书,不仅是在了解三礼学史,同时也是在领略中华传统文化史。笔者多年从事先秦两汉经学诸子相关研究,对礼学常怀敬畏之心而不得其奥义,拜读丁鼎教授团队的这部《三礼学通史》,对许多问题有豁然开朗之感,获益匪浅。
值得称道的是,这部《三礼学通史》并非简单的学术史的书写或汇编,而是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提出不少真知灼见。例如,该书《绪论》对“六经皆礼”这一命题进行了梳理考察,并进一步申论说,其内涵包括六经皆源于礼、六经皆为礼文化的产物、六经之教本质上即为礼教。再者,《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的内容均有礼贯通其中,六经之文皆言礼,六经之义亦以礼为重。因此“六经皆礼”这一命题是可以成立的。由此“礼”在六经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应该得到承认和重视。该书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以“礼”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也上升为国家的主流文化,董仲舒“春秋决狱”是援礼入法的政治实践。此外,书中还重点关注了汉魏六朝三礼学的发展与《礼记》学博士、《周礼》学博士的设立之间存在的重要关系。明确指出三国时期曹魏与蜀汉都曾将《周礼》立于学官、设博士,这在《周礼》学史上是一件大事,从此之后,《周礼》得到官方的承认而正式进入儒家经典之列。而三国时期,《礼记》学被曹魏首次列于学官,设立博士。吴、蜀两国也继起效仿设立《礼记》学博士,这同样是《礼记》学发展史上的大事。从此《礼记》正式成为官方认定的儒家经典。这也为唐代《礼记》取代《仪礼》的地位奠定了学术基础。
总体上说,该书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很高学术水平的礼学学术史研究专著。该书对三礼学术史钩稽和探索可谓有考有论,源流清楚,做到了宏观微观并重,考据义理兼擅,确实是一部成功的学术史专著。它的出版必将嘉惠学林,对儒家经学研究,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大有裨益。相信这部《三礼学通史》的出版问世,也会对推动三礼学研究由冷门转向热门产生积极的作用。该书不仅可以作为一般读者深入研习三礼学、准确理解儒家礼乐文化的津梁,对于我们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作者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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