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2020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12月16—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2021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我们必须有效协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
首先，从消费着手，有效协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发生结构性变化，供给侧问题日益凸显。2013年后，优化供给以适配、创造、引领和扩大内需，成为应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主要手段。2015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明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否定需求侧作用；进一步说，我们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相结合，意在突出供需双侧相辅相成。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产生了明显的时间差异性，这对供给侧提出了新的适配性要求。及时充分实现供需适配，意味着及时充分释放经济发展的潜力。对于这种潜力，需要我们以前瞻性眼光去发现，以行之有效的政策引导其开发和利用。2015年前后，我国综合运用市场与政府力量，构建了一系列消费品供给与消费升级对接机制。针对最近一轮消费升级的新特点，如消费品支出结构更加多元化、更加看重消费品质量提升、服务消费增长势头强劲等，我们除了应从需求侧做好政策引导，即主要提升居民消费升级的意愿和能力，还应改善产品和产业结构以形成有效供给。
我国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具有不同的消费结构。促使消费结构空间差异中隐藏的潜能得到及时充分释放，是扩大与盘活内循环的着力点之一。从经验看，消费金融是一种有效手段，可促进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在农村，收入来源对消费结构具有显著影响，其中财产性收入虽然占比很小，但边际消费倾向很大；农民收入与消费的关系还存在区域差异。为了增加农民消费和引导消费结构升级，有必要增加财产性收入和分区域制定政策。当前，尽管我国城乡消费结构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异，但是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正在发生转变，发展型消费增长更快；随着城乡收入差距变小，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具有更强的意愿。今后，我国消费能力的提升、消费结构的变化、消费意愿的演变等不仅影响内循环发展，而且影响外循环发展；内循环通过牵引外循环，会创造出更多新机遇。
其次，从投资着手，有效协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一般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提升供给对内需的适配性而推动经济发展。其中，优化投资结构是关键一环。这就需要在消费牵引下，通过优化投资结构使供需双侧形成良性互动；需要通过投资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提质扩容和提档升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过去，我国在优化投资结构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配内需方面取得了成效。比如，行业资本结构变化对产出结构变化呈现出显著的同向影响。但是，我国供应链和产业链依然存在一系列短板，需要采取精准的投资倾斜政策，以尽快取得突破性成果。为此，需要深化产学研结合，调整高校专业和招生的规模与结构，提高各级各类科研机构研发水平；锻长板补短板，调适政府干预和发挥市场作用，通过优化投资结构优化供给体系。投资既影响要素结构，又影响产业结构，是供给结构的直接决定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结构不断调整，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面向新时代，我们要进一步通过优化投资结构，带动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通过优化供给体系适配需求及变化。
过去，我国投资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和资本市场结构性扭曲。资本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对实体经济具有回避倾向。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来临，新技术涌现带来新投资机会。在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推进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建设，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强化基础设施支撑引领作用，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在新技术引领下，经济发展手段应当不断创新。数字金融具有政策性、靶向性、覆盖广等特点，有助于改善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鉴于投资乃至供给对释放消费潜能而言十分重要，我们需要“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保持投资合理增长”，特别是“推进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政府投资撬动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
最后，抓住新事物，有效协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在内循环的复杂大系统中，最活跃和最具发展性的是新供给和新需求。我国需要扭住创新链，形成新供给、激发新需求。进入21世纪后，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引领下，相关产业突飞猛进。特别是网络经济呈现出跃升的态势，它因广泛联系生产和日常生活而具有催生新业态发展的优势。从总体上看，新业态不仅扩大了需求的规模，而且弥补了旧业态的不足。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借助网络实现的无（直接）接触交易和互动等，因克服了空间障碍而给我们提供了极大方便。
这种以互联网为基本工具、没有传统中介参与、直接从卖家购买商品的网络经济，具有流通环节便捷、消费内容丰富、消费选择个性化、购买体验纯粹化、经济空间扩大化等新特征；网络的无边界特征，又使网络经济具有易跨国性。因此，尽管它对线下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替代，使一些行业需要转型和赋能，但同时加剧了生产和消费的国际竞争，使一些国家获得新的国际竞争力。这就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给技术和商用领先的国家带来的新优势。在此背景下，优质的供给不仅能在国内市场而且能在国际市场适配、创造、引领和扩大需求。早在2015年11月，国务院就印发了《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提出“新消费”概念。随后，中央文件和重要会议陆续提出“新消费”“新型消费”“新型消费产品”等表述。现在，数字化、绿色化、健康化、智慧化正在经由新供给而落实为新消费。
在创造新供给和适配新需求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考虑新消费的结构性特点。在一定意义上，新消费还具有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的作用。近年来，新消费对相关产业的引领作用在增强；可以促进传统消费提质升级的新消费，正在引导相关产业加速转型和创新发展。为了延续和扩大这种作用，我们应通过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和大众参与等方式启动新消费，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并且实现自我强化；强化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互联网+社会服务”消费模式；优化国内市场供给，特别是强化消费金融的支持力度。“新基建”是一种由新消费牵引出来并且进一步推动新消费的新供给，新消费的各种模式已经深刻影响人们的生活。为此，我们应从供给侧着手，营造有利于新消费发展的营商环境，如订立新消费标准、塑造新消费场景、推动服务性新消费等。
为了有效协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我们还要直面各种各样的挑战。进出口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但易受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以及重大国际事件的影响。近年来，某些西方国家企图通过干扰创新链和供应链，从进出口等方面对我国施加限制和注入不确定性，以获得竞争优势；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使各国供应链和进出口等发生了巨变，而且其影响还具有明显的国别差异。这些都是我们有效协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时必须认真考虑的重要方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本文系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计划“新形势下我国构建双循环互促新发展格局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讲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