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感”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晚期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两次研究转向，第一次是80年代的“身体转向”（body turn），针对的是西方身心二元理论中身心对立的缺陷；第二次是90年代的“感官转向”（sensorial turn），强调将感官经验从生理研究转向更加宏大的历史与社会范畴。基于此的感官人类学同样也对“身体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感官人类学更加直观地提出感官不单只有生理性这一内涵，同时也是社会、文化与历史共同作用的产物。所以，感官人类学主张深入研究田野中的感官经验，将身体的经验写入民族志中，以至对田野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换句话说，感官人类学提倡人类学学者应深入感官研究。感官与身体密不可分，并且身体是塑造认知的基础，所以对身体经验或身体感的研究恰逢其时。

　　“身体感”研究应用广泛

　　“身体感”一词最早见于日本学者栗山茂久的作品，在中文世界里，中国学者将其发展并加以完善。余舜德指出：“‘身体感’是指身体的经验与感觉，特别是无法详细区分五感的一种统合的、和谐一致的身体经验。”以疾病患者的体验为例，这种对身体经验的研究在缓和医患关系上具有推动作用。造成医患问题不稳定的原因除了经济因素以外，医患之间对于疾病的阐述和理解差异也是导火索。通过“身体感”可以更加清楚地理解疾病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相较于疾痛叙事关注病人个体的疾病解释，“身体感”可以给予一个更加全面和宏观的视角。“身体感”的特征在于，其不是一种私密的体会，而是强调集体的视野。目前，中国“身体感”研究已经发展到一个较为成熟的阶段，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民族文化研究方面，“身体感”研究关注的是在民族文化中物质与人的互动如何形成社会最基础的结构。例如，通过“身体感”研究，学者发现侗族社会将味觉的身体体验（如酸与甜）延伸到味觉属性作为社会结构，这体现了侗族对生活世界的理解。再如对哈尼族长街宴的研究，研究发现哈尼族通过“咸”“淡”和“甜”三味的身体感形成最基础的社会共识，从而构建起自身的社会文化。此外，鄂伦春族独特的狩猎文化也可从“身体感”的视角审视。鄂伦春族通过猎人独特的感官体验，借由社会形成了独特的地方感并积累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地方知识。

　　其次，在宗教文化研究方面，“身体感”研究关注的是宗教的身体经验如何塑造宗教的神圣感。在神界的构建上，嗅觉体验往往不如视觉体验那么引人注意。但是，嗅觉会给予信徒一种无法切割的、连续的体验。换句话说，宗教的神圣性首先是由嗅觉维持的。另外，味觉也是“身体感”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旨在说明宗教如何通过控制信徒的味觉来体现宗教的神圣性。研究发现，食物之所以能够在宗教认同、象征与实践中扮演重要的媒介，与食物带来的感官经验是密不可分的。饮食活动具有一种特殊的含义，即在节庆中的共食行为带领信徒与具现化的神圣（即圣餐）相结合，体现了宗教神圣性的一面。

　　此外，在医学文化研究方面，“身体感”研究试图通过身体感去理解医学与疾病的文化意义。如中医里对“虚”的表达，学者发现“虚”是一种具有文化意义的体验表达。同时在治疗层面上，民众会结合中医的专业观念（如“冷热”“温补”）与日常生活的经验共同用于治疗“虚”这一症状。另外，“烦”作为一种医学术语也同样具有研究的意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的“烦”具有两项特质：其一是传统文化所共识、医家所界定的“火”“热”之证；其二是医家五行观念视角下的身体内部之证。由此可见，在传统医家典籍里，身心是二元一体的。

　　最后，在田野经验的获取方面，“身体感”研究下的田野经验与传统的人类学有所差异。首先，“身体感”要求从“物”的角度重新理解田野的意义，关注身体与物的互动所产生的经验；其次，“身体感”强调必须将身体这一载体完全融入田野之中，不只是单一的观察，还要将自身的行动也纳入研究范围；最后，“身体感”研究体现的是一种生物性与社会文化的融合，相对于传统的田野调查而言，视角更加全面。

　　“身体感”促成对文化的新理解

　　传统人类学的研究路径是辨析田野具有的认知表征系统与追寻其背后对应的文化背景，找到其背后的文化逻辑。“身体感”则试图超越这种逻辑，从感官考察人类经验的获取与构建文化的过程，故而“身体感”研究者认为传统的身心二分无法捕捉感觉本身最深层次的含义。感官赋予了群体感受时空的共感（synesthesia），而这种共感成为一种文化标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分析体感经验如何塑造社会结构与文化，或许是我们重新认识文化的另一种方法。

　　“身体感”的研究可为我们带来三点启发。第一，“身体感”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在田野里更加完整地认识社会与文化。我们通过理解个人的身体对社会环境的反应，反观文化如何影响个人乃至整个集体。同时，对“身体感”的理解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还可以借助“身体感”来尝试避免西方身心二元论的过度影响。第二，我们可以通过“身体感”开展与之有关的项目研究。如在医学方面，“身体感”的研究可以让医生更好地理解患者的病痛经验，因为“身体感”的表述方式可以更好地表达患者所遭受的病痛。这种病痛不单是一种生理层面上的，也是社会文化层面上的。第三，“身体感”研究的案例告诉我们，“身体感”的研究要求调查者不但不应抛弃自身文化带来的“偏见”，同时应该保留它，将其与自身在田野中产生的新的观念进行一种跨文化的比较，并分析这种差异产生的根源，以此更好地了解当地社会文化的独特之处。换言之，以“身体感”为基础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扇重新理解文化的窗户。

　　“身体感”研究确实是一个新颖的角度，一方面它可以修正民族志中的不足之处；另一方面也为人类社会知识的生产提供了新的角度。“身体感”乃是以学习/养成（如濡化、实践与规训）或以“身体作为学习文化”的方式内化而得，进而成为感知行动的标志，而非单纯以概念或智性的方式习得。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个人的“身体感”来拓展理解整个社会的“身体感”。所以，我们应该重视“身体感”这一研究方向在人类学中的应用。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