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青少年抑郁，大家最容易联想到的是那些正值青春花季却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孩子。其实，除了少数做出极端行为者，还有更多的青少年在承受着青少年抑郁的困扰。他们有的是通过自我伤害的方式来表达抑郁的痛苦；有的则退缩茧居，放弃了所有的社会交往与积极行为；还有的看起来非常阳光、开朗，面带微笑，但可能正在承受“隐形抑郁”的折磨。

　　青少年抑郁的诊断标准问题

　　青少年抑郁是近十多年才被世界卫生组织纳入《国际疾病分类标准》第十版（ICD-10）的一种心理障碍，是指发生在儿童、青少年身上的抑郁性情绪障碍，常常表现为长期的情绪低落、社交回避、有自残自伤行为，并且伴随情绪波动、易激惹等症状。严重的会导致社会性退缩、精神分裂发作性抑郁症、双向情感障碍等重性精神疾病症状，甚至导致自杀等极端后果。新近发表在《柳叶刀》上的一篇调查研究报告指出，15—24岁的人群受抑郁症影响最大。《2020抑郁症患者群体调查报告》也显示，18—25岁受访者认为自己罹患青少年抑郁症的原因包括原生家庭中不可调和的矛盾、学业竞争中对自己感到失望、成年人的焦虑和压力的传递，使得青少年处于社会焦虑和压力链的最末端。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全球范围内约有3.8%的人经历过抑郁症；而青少年抑郁的发生率则超过4%。这意味着，抑郁症在青少年中是一个较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2023年4月底，教育部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提出要规范心理健康监测、完善心理预警干预、优化社会心理服务，加强儿童医院、精神专科医院和妇幼保健机构儿童心理咨询及专科门诊建设。然而在当前的医疗实践中，精神科医生对于抑郁症的诊断是较为主观的。这是因为抑郁症的病因和发病机制不明确，因此，临床上难以进行病因学诊断；也不能像身体疾病一样依靠客观、可量化的指标来作出诊断。对于青少年抑郁症，精神科医生常用的诊断标准有：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国际疾病分类》（ICD-10/11）、美国心理协会制定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以及2020年国家卫健委印发的《精神障碍诊疗规范（2020年版）》等。这些诊断标准都没有将青少年抑郁症与成年人的抑郁症区别对待，而且大多依赖于患者的自我报告。因此，青少年抑郁症诊断中的误诊、漏诊现象并不罕见。

　　探索青少年抑郁症的心理机制，寻找合适的客观参数来作为青少年抑郁症诊断的指标，是目前临床—认知心理学研究需要应对的问题。

　　双靶实验：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注意解除困难

　　已有研究表明，抑郁症伴随着对信息加工的负性偏向，即在面对有情绪特征的对象时，抑郁症患者会更容易注意到负面情绪的内容。目前，研究者普遍认为抑郁症患者不是在负性信息的注意发生阶段就产生了认知偏差，而是缺乏一种“保护偏向”，表现为对负性信息的回避倾向缺失。具体而言，普通人在观察到负性信息时，会自然地做出回避或逃跑的反应。而抑郁症患者的表现则相反，在负性信息注意解除方面存在困难。研究者认为，这种解除困难与情绪管理障碍以及持续的消极情绪体验有关。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提出：青少年抑郁的发生与生长发育阶段的认知偏差有关。在青少年的生长发育期，心理认知功能往往因为生理特征快速变化而产生适应性不良。有的孩子可能因此对负性情绪信息做出偏差的反应，在此也即注意解除困难。为了验证这个假设，我们采用认知心理学实验中的一个经典范式来探测抑郁症青少年与普通孩子的认知差异。这个范式被称为“双靶范式”，要求青少年在极短时间间隔之前和之后分别对两个有情绪的面孔作出判断。青少年对前一个面孔情绪的识别会对后一个面孔情绪的识别产生干扰。我们记录并计算这种干扰的性质和大小，就可以理解青少年在情绪识别任务中的负性偏向特征，进而了解影响青少年抑郁症发生的可能因素。

　　由课题组成员朱莎莎开展的实验结果显示，普通青少年和抑郁症青少年对不同面孔情绪的辨认能力是没有差异的；抑郁症青少年也不存在对负性刺激的过度注意和警觉。但是，当前后两个面孔的情绪都是负性的时候，抑郁症青少年与正常青少年表现出了不一样的反应趋势。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差异是因为先出现的负性情绪面孔引发了抑郁症青少年的认知偏差。他们没有表现出正常的“保护偏向”，尽快地脱离或回避负性刺激，而是对负性刺激投入了更多的认知资源。当这些负性信息成为患者认知加工的重点目标之后，就会在注意解除方面存在困难。

　　通过对这种差异的评价与计算，我们进一步提出一个关于青少年抑郁症认知机制的假设：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在对信息的加工处理过程中将过多的认知资源分配给了负性刺激，并忽略了其他信息输入。这使得患者难以从负性刺激的注意中摆脱出来，这种摆脱困难进一步导致了无效的情绪管理和持续的消极情绪体验。

　　如前所述，围绕抑郁症诊断标准的研究大多从患者的临床表现出发，这类检查依赖于患者的自我体验和自我报告。对于处于发育期的青少年而言，某些心身体验以及躯体化症状的描述可能非常不准确，导致医生不能全面地了解患者的情况而造成误诊。本研究运用认知心理学的经典范式，在0—235ms的时间间隔中探索青少年对客观刺激的反应变化。这种测量方法避免了主观报告的缺陷，能了解青少年潜意识水平上的认知偏向性特征；适合临床门诊的快节奏问诊和治疗的要求。从另一个角度看，对青少年抑郁症的关注也可能引起一些青少年对抑郁症的“追捧”，青少年可能会夸大自己的情绪体验，主观地认为自己患有抑郁症，从而给自己的失败或困扰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这个时候，使用不涉及主观症状表达的一种程序来检测青少年的抑郁症，不失为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法。

　　在双靶实验中，我们发现了抑郁症青少年的负性偏向主要成分是注意解除困难。认识到这个认知机制，不仅可以帮助临床医生进行青少年抑郁症的认知诊断，对青少年抑郁症的干预和治疗也有一定的实际价值。针对青少年抑郁症的临床干预可以尝试结合注意解除训练。我们可以期待，在更多基于临床的认知心理学实验研究的基础上，青少年抑郁症发生的认知机制会越来越清晰；认知偏差特征可以成为青少年抑郁症的诊断标准；认知训练也可能成为青少年抑郁症的主流干预策略。

　　（作者系温州医科大学精神医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