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社乾:中国文学外译的海外“飞来峰”
2022年04月27日 08:3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4月27日总第2396期 作者:汪宝荣

  梁社乾(George Kin Leung)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推动中国现代小说和传统戏曲对外传播、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梁社乾1899年生于美国新泽西州大西洋城,原籍广东新会。中学毕业后,他曾在加州某高校研习戏剧和音乐。梁社乾在其父亲过世后,于20年代初回中国“寻根”,先后在广州、杭州、上海、北京等地居住,但他更喜四处交游。在华期间,梁社乾主要从事苏曼殊和鲁迅小说的英译、梅兰芳访美演出宣传品编译和中国戏剧评论研究等工作。1937年9月,梁社乾回到美国,1977年卒于纽约。

  率先英译中国现代小说

  梁社乾初到中国,引苏曼殊为知己同道。1924年,他将苏曼殊小说代表作《断鸿零雁记》译成英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曾多次重印、再版,1961年在香港出版汉英对照版本。柳无忌在《苏曼殊传》中认为,梁社乾初试译笔,看中的是《断鸿零雁记》,因为这部文言言情小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极流行。事实上,梁社乾的双语文化背景及其个人生活遭际和多才多艺,都与苏曼殊极相似,而《断鸿零雁记》的书名就足以荡尽他的游子心肠。个人情感因素驱使他翻译了这部开启“鸳鸯蝴蝶派”先河的小说。

  1926年,梁社乾完成鲁迅小说代表作《阿Q正传》的翻译,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这是《阿Q正传》首个英译本,该书曾多次重印和再版,说明作品当年颇有销路。不过,其主要读者还是当时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学英语的国人。梁社乾在“译序”中提出“阿Q”是劳苦大众的典型,而普通人在中国几千年的正统文学史中几乎被忽略了;鲁迅旨在让他们发出被长期压抑的声音;“原文风格独特,如潺潺流水般舒缓、幽默,但在文字的背后,读者能听到古往今来受压迫穷苦农民的呐喊,以及作者对一切虚伪、卑劣行径的抗议”。梁译本的特殊意义在于,鲁迅不仅授权他翻译,还亲自为他释疑解难、校阅译稿等。鲁迅曾如此评论梁译本:“似乎译得很恳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说什么。只是偶然看见还有可以商榷的两处……”所谓“很恳切”,当指鲁迅认为梁社乾译得认真、规矩,而这却使梁社乾采取了偏于直译的做法,导致译文拘谨生硬、佶屈聱牙。梁社乾在“译序”中解释,为便利学英语的国人“对读”,他尽量直译。鲍文蔚1927年评论指出,译文僵硬不自然,“原是直译的通病,只能怪译者不该为便利对读起见,就墨守了直译法,拘住了自己的笔头,使文章有了逊色,因为对读并不是翻译的目的”。这实在一语道破了中国文学外译的真正目标:向外国人“讲好中国故事”,而不是用作国人学外语的读物。尽管如此,一些西方人通过梁译本很早就欣赏了《阿Q正传》的艺术魅力。

  助力梅派京剧艺术走出国门

  《阿Q正传》英译本出版期间,梁社乾结识了梅兰芳,并与之成为好友,此后便致力于中国传统戏剧艺术评论和阐释传播。1931年,他在《北华捷报》上发表《梅兰芳访美之印象》一文,梅兰芳在篇首按语中称:“我与梁先生初识于1926年,相交甚悦。他曾研究我演出的近200个剧目,一丝不苟,准确到位。梁先生是把我的京剧表演介绍到英语国家最重要的阐释者。”“最重要的阐释者”之谓既准确又精当,因为梁社乾不仅精通英文,而且对梅兰芳和京剧颇有研究,当齐如山为1930年梅剧团访美演出准备宣传品时,他自然成了最被倚重的编译者。访美前,齐如山专门编写了五种宣传品,均请人译成英文(据说有近20人参与翻译),在国内出版印制,后随团带到美国。这些宣传品把梅兰芳的表演艺术和京剧的舞台呈现形式介绍给西方观众,起到了跨越语言文化障碍、普及京剧常识、增进观剧体验的作用,为演出取得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两种刊行于1929年的英文宣传品:《梅兰芳访美代表剧目与选场》《梅兰芳:中国顶级演员》,“责任者”均为梁社乾。后者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正文为“梅兰芳的历史”,分七章,附录是齐如山编写的《中国剧之组织》。据梁社乾在“前言”中所言,书中的第一、三、五章由他执笔自译,其他部分由他根据梅兰芳、齐如山等提供的材料编译而成。由是观之,梁社乾身兼戏剧研究者、编撰者、译者三职,不愧是梅兰芳及其表演艺术“最重要的阐释者”。1930年,《太平洋事务》杂志评论道:“本书作者是公认的中国剧权威,且精通英文,其行文清晰,读来令人愉悦;他曾在美国生活多年,知道外国人的兴趣所在。因此,梁先生是把梅兰芳介绍给英文读者最合适的人选。”

  1926—1937年,在上海的外文报刊《中国杂志》《字林西报》《北华捷报》和美国的《亚洲》、加拿大的《太平洋事务》等杂志上,梁社乾共发表了40多篇评论或介绍性文章(参见江棘《被遗忘的剧界“权威”》),主要涉及中国传统戏剧概观,各行当特征、主要演员及剧目,剧目题材和戏俗,坤伶与男伶,中国剧坛现状,梅兰芳、程砚秋、杨小楼等人的表演艺术等。梁社乾重点探讨了异性扮演现象及男旦艺术,从历史、道德、戏剧艺术等角度着力提升中国戏剧的地位。由于他的双语双文化背景,且戏剧和音乐学养深厚,与当时的京剧名演员和梨园界文人都有交游,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不仅具有对话能力,也具有公认的对话身份。作为当时中国传统戏剧最得力的阐释者,梁社乾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戏剧艺术赢得国际声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上海密勒氏评论报1936年发行的《中国名人录》(Biographies of Chinese Leaders)第五版收入“梁社乾”词条,表明其戏剧界“权威”的身份被普遍认可。

  回到美国后,梁社乾仍积极从事向西方阐释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工作:他在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等做过有关中国传统戏剧的讲座;20世纪40年代后期曾在华盛顿特区菲利普斯陈列馆业余从事中国戏剧演出;1940—1941年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专题文章数篇,介绍、赏析中国古典园林和园艺等。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梁社乾好比是一座海外“飞来峰”,扛起了中国现代小说和中国戏剧艺术对外传播的半边天,他在现代小说英译史和戏曲研究与对外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无疑应当受到重视。

  (本文系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杭州文化国际传播与话语策略研究中心”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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