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给予每个人相同的机会。时间也是最偏私的，因为每个人对时间的使用千差万别，有的人巧用时间，有的人虚掷时间。时间的利用方式不同，给人们带来的情绪反应也各不相同。时间的流逝有时会让人感到焦虑和不安，但有时也会给人带来快乐和满足。这些差异似乎没有固定规律可循，然而心理学家的研究却揭示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时间的使用是有其固定特点的。人的心理时间旅行能力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连接，从而形成具有个体差异的时间观，这成为心理时间和客观时间的主要区别。在表述心理时间能力的各种构念中，心理学家黄希庭提出的“时间洞察力”含义更为准确和广阔，也更契合于中国人从时间旅行的角度来理解心理时间。
雷夫金（Rifkin）在其著作《时间战争》中说：“时间带着口音发言，每个文化都有一套独特的时间纹路。因此，了解一个民族，就是在了解居民看待时间的价值。”人类学家也发现，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关于时间本质的基本假设，并且不同的文化各有其在时间取向上的不同偏好。中国人对宇宙和生命的看法，与西方人的线性时间观完全不同，其时间观沉浸在本源性的标度时间经验中，对“时”“机”“命”“运”“气数”等的顿悟，形成中国人时间洞察力的根本。中国人的“时间”概念，是一种人文意义的“时间”。在这种人文时间里，“过去”“现在”“未来”在表面的断裂中有着深层的连续性，古今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供“自我”在时空之流中定位，并创造出“时间”中的“超时间”含义，进而扩展了现代人生命的厚度与深度。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人的时间洞察力更类似于一种品格修养，它决定了个体回应人生处境的时间模式。
作为一种人文意义上的时间观
在现代西方人的观念中，可测量的线性时间有两个特点：一是均质性，二是不可逆性。前者是把时间等同于空间，等同于纯粹的“在场”；后者则是把时间看作一种“现在之流”，过去是已经消逝的现在，将来是尚未到来的现在。然而，中国人的“时间”概念并不是一种纯自然意义的“时间”，而是一种可以克服“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人文意义的“时间”。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高度发达，历史为中国人指明了生命的方向，中国人亦在历史中得以安身立命。正如黄俊杰所言，在中国的人文传统中，“历史时间”不是标本陈列馆，而是可以“执子之手，与子偕行”的人文经验，人们可以踏进历史的殿堂与古人对话，为“现在”而“过去”，将“过去”与“现在”融为一体，从而认知到自身的渺小，找准自己的历史定位，升华个人的生命情感，使自己的生命充满博厚高明的时间感和历史感。古代儒家乐观地认为，历史中含有某种理性的成分，就长期来看，人类的历史总是在理性的轨迹上进行。儒家的这种历史乐观主义，最主要的思想依据之一就是他们相信历史中的“时间”具有可逆性。站在“现在”这个时空交汇点上，人们可以通过反思过去的时间（历史经验），赋予历史的“过去”以深意，也能够通过对历史的思考更准确地定位自己及所处的时代。中国人在时间之流中的安身立命之道，即是“凭栏吊古，抚今追昔”之后的“内心安放”。
中国人“时间”的可逆性，常常是通过对古圣先贤的嘉言懿行及其历史事迹的思考而建构的，与其他文化中对“时间”可逆性的理解通过某种仪式或自然现象创造的方式有着根本区别。同时，中国人认为历史中存在着某种理性规律，不仅过去可延伸成未来，未来也蕴藏在过去之中。中国人往往通过将“古”（代表理想）与“来”（代表未来）进行对比的方式来创造意义。对过去加以理想化，是为了把它当作杠杆，用来撬动并提升不理想的现在，促使人们在未来努力弥补并超越这种不理想。可以说，“时间的可逆性”正是中国人用来缩短“古”与“今”之间差距、化解“理想”与“现实”矛盾的重要工具。中国人“时间洞察力”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并非机械对立，而是有机交互渗透的三个时间点。通过对这三个时间点的往复扫描与审视，过去或未来都可成为观测事件的基准，也都可以成为当前的表征对象。尽管传统中国人的时间洞察力与现代西方人有着很大差异，但心理学研究却发现，当人们处在较长时间距离的心态时，会产生较强的整体性知觉，并更加注重行为目标的意义、关注现象背后的规则，继而为实现目标而提升自我控制能力，这或许间接验证了中国人时间洞察力的积极意义。
现代文明背景下的时间洞察力病症
现代时间的文化观念源于从犹太—基督教救赎史到启蒙历史哲学的演变，作为全球市场经济交换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是其社会存在的基础，而现代性的核心又由直线矢量的现代时间中追求未来的无限进步信念构成。然而，以现代劳动时间测度生命，却是现代化历史对人类心理结构最为深刻的塑造之一，同时也构成了现代性的最深层矛盾，即现代时间所蕴含的劳动时间与人体生命时间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人体自有其“生物钟”，其自然生命体存在着独特的时间规律，生命细胞的凋亡亦有其恒定规律。这些现象并不受现代“机械钟”所测的直线矢量时间所左右。例如，人在劳作时生命节奏会加快，一段时间后生命需要休息以恢复机体状态，入眠后时间则减到最慢。从人的一生来看，生命时间速度犹如一条抛物线，婴儿和少年时期较慢，青壮年时期达到顶点，然后随着年岁增长而逐渐减缓，直至死亡时生命时间终结。因此，生命时间并非无限均匀的直线，而是有限的、多变的，具有因人而异的个性化特征。生命时间要求适应自身多样的时间尺度，强行违背生命时间的自然规律（例如，中老年人持续保持超常快速的工作节奏，长期使用兴奋剂以加速生命运转），会导致生命不堪时间重负而引发疾病，甚至夭折。
然而，生命时间又构成了劳作时间的根基，它自然地与以生产使用价值为核心的劳动生命流程相一致。特别是在交换价值支配使用价值的现代社会，所计算的只是生产使用价值所消耗的社会必要时间，未被计算的生命时间则成了竞争中的牺牲品；亦即，使用价值必须通过社会必要时间转化为交换价值，生命时间也需经过社会必要时间才能转换成现代时间。社会必要时间选汰生命时间的负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使得劳动者的自然劳逸节律在资本主义的利润机制下受到摧残与侵害，并不再重视“人的再生产”。另一方面，单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效率尺度，抹平了生命时间的独特性与多样性。现代化最为根本的矛盾在于，全球化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现代平等提供了经济基础，从而普遍地使个体从传统的身份社会中解脱出来，并产生出现代个体时间；但同时，它又使个体被视为客体化、标准化的生产机器，这实质上是一种反自然的人工化趋势，即现代化对作为自然存在的人的生命及时间同时进行统治和改造。这一矛盾导致了现代劳动时间与私人休闲时间的分裂与对立。前者虽然是理性的、匀速的、抽象的，但却是令人厌倦的、乏味的；后者虽然是感性的、速度多样的，但却是自由的、舒适的、刺激的。白天的工作越是匀速乏味，夜晚的娱乐便越需要原始与刺激来补偿，进而催生出现代文化中的各种感官刺激形态。一个轻视过程、抛弃现在、贬低过去的未来抽空了现代人的生存依托，由此催生了现代性特有的虚无感与焦虑，并形成了对未来的攻击。这一现代性的病症，在西方现代文明背景下的时间洞察力中是无解的。
治愈现代时间病症的超时间观
中华文明中的时间洞察力或许可以治愈这种现代时间病症。在时间观念方面，西方文明聚焦于当下、此时，中国人选择了过去、现在、未来无始无终的延续。中国人的时间意识非常浓厚，其生命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浸润，他们上承往圣先贤之志业，下开万世子孙的福祉。传统中国人，其个人生命往往经过历史的参与而与群体生命相结合，在群体历史文化传承背景下，个人的价值和意义才得以凸显。他们认为生和死是延续的，唯有将一代代人的生命串连起来，才能慎终追远，将个人的生命纳入群体的生命，从而超越个体的生命。因此，中国人少有西方存在主义作家笔下那种“异乡人”的孤独感，除非当被“时间”所放逐而无法参与群体共业的时候，个体生命中才会产生“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孤独感。不同于西方那种纯抽象的、不占空间的“感性直观形式”，中国人的时间概念具有鲜明的具体内涵。历史人物及其行谊，构成中国人“时间”的概念和基础。在这具体性的时间概念中，常常要萃取出道德的准则，进而渗透出普遍的“超时间”的观念和理则。这一“超时间”的时间理则，被历史上的各类人物从反面或正面加以反驳、印证或体现，从而被后来的读史者深刻感知，并融入个人生命时间的践行之中。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价值在现代文明的困境中日趋彰显，对现代人至少有两方面助益。其一，现代人饱受直线时间的凌虐而演绎出各种生命的悲剧。现代资本主义文化抹杀人性，将人当作时间之流中竞争的机器和可交易的商品，令人丧失生命的价值感与意义。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时间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来回扫描，以深邃的时间洞察力，从既往的史实中挖掘历史事件或人物行止的意义，以创造出“时间”中的“超时间”含义，进而可以抚慰现代人饱受直线时间宰制的苦痛，拓展现代人生命的厚度与深度。其二，现代人的“自然生命时间”常受到“社会劳动时间”支配，使得个人被定位成无人称的社会生产机器之零件。同时，现代社会过于强调个人权利和利益，个人主义盛行，切断了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使人与人之间因疏离加深而日趋孤单。在中国人的时间洞察力中，“个人”与“社会”是互渗关系，而非对抗关系，个体的生命时间虽然有限，却可从“时间”中创造出“超时间”的意义，从而使个体融入群体的生命之中共生共感共荣，进而创造其永恒不朽之价值。传统中国人在生命油尽灯灭的最后阶段，仍襟怀坦荡，认为此心光明亦复何恨。他们认识到个体小我的生命虽然有限，但小我在民族群体之中的生命却是无穷的、悠长的、不朽的，因而他们不会对个体生命的终结感到惶恐。现代人要摆脱这种现代时间的困苦，只有回到古代思想的精神世界里，汲取智慧的养分和灵感，方能在未来开启并重建“个人”与“社会”的新和谐关系。
（作者系海南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