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是将文艺纳入整个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来看待的，《讲话》精神成为未来新中国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八十周年以来，对它的研究已是新中国文艺史上一个重要课题，它规约着以后几十年文艺政策的秩序和原则。《解放日报》1943年11月8日刊登了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

　　《讲话》内容涉及以下几方面。

　　一是关于文艺服务对象问题。毛泽东作了明确说明：我们的文艺，是为工、农、兵大众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这四种人的，他们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是我们文艺服务的对象，也是最核心的问题，这个问题明晰了，其他问题也就了然了。

　　二是关于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问题。毛泽东说：“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讲话》中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我们的要求则是……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这反映出了艺术创作的某种规律。

　　三是关于普及与提高问题。毛泽东对此是以辩证的观念看待的：“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并作出深刻的分析。边区的实际情况是，工农兵群众由于长期受剥削阶级压迫，文化低识字少，迫切地需要对他们进行文化普及和启蒙。如果我们的文艺让人民群众看不懂如何“团结人民，打击敌人”从而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政治家一语中的的深刻话语，为谁服务的问题明确了，怎样普及、如何提高也就有了方向和标准。

　　四是对于歌颂与暴露问题。毛泽东指出：“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当我们明白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歌颂谁、暴露谁也就清楚了。

　　此外，《讲话》还谈到了作家世界观、文艺与政治、生活关系、内容与形式等问题以及如何对待文化遗产继承与批判问题，并正式将内容上表现工农兵大众、形式上的民族趣味确定为解放区的文艺发展方向并充分论证这一转变的政治意义。解放区文艺要汲取民族优秀文化传统，避免完全走西方化的道路，使新政权文艺叙事包含着明确的民族国家发展意识，从而迈向民族独立。

　　《讲话》发表以后，延安的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将自己的视野投向表现工农兵大众所思所想的生活当中，涌现出一批人们喜闻乐见、富有民族色彩的优秀之作。

　　作家徐懋庸认为，欧美的艺术形式，虽也有他们的长处，也可能会为一些少数都市市民所喜好，但对于包括农民的大多数民众则难于习惯。诗人柯仲平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以简明通俗的形式长期深入基层巡回演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践行者。他每每在其演出场所大书对联：上联“中国气派，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下联“明白世理，尽情尽理，有说有笑，红火热闹”；横批：“团结抗战”。代表了延安各艺术领域共同追求的目标。

　　作家赵树理恪守着“一是叫人听得懂，二是叫人愿意听”的创作理念，在1943年发表了反映解放区新政权下新生力量与旧势力尖锐冲突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采用民间评书、板话口语、故事套故事的文体形式，使老百姓一听就懂，深受欢迎。诗人李季借鉴陕北信天游比兴手法，大量运用叠字等陕北口语形式，在1946年创作了反映青年农民曲折爱情故事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受到各界好评，极大地改变了延安文艺界的面貌。

　　诗人贺敬之在1945年根据河北地区流传颇广的“白毛仙姑”故事，在融合既有版本基础上将情节演绎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在深厚的群众基础上，既破除了封建迷信又讴歌了八路军的英明，引起工农兵群众的强烈共鸣和巨大反响。《兄妹开荒》用浓郁的乡土气息陕北秧歌剧形式反映解放区大生产运动新生活，载歌载舞喜庆亲切，受到人们热烈欢迎。

　　版画家古元深入群众，虚心听取农民的意见，说自己的版画是在农民的炕头上展出的。1943年在《解放日报》副刊发表的木刻作品《向吴满有看齐》，以陕北农民常见的服饰羊皮袄、绒帽作为劳模吴满有的身份造型，画面两侧以猪、马、牛、羊、鸡、鸭、高粱、玉米等作点缀，散发着浓浓的乡土味，突破了原来运用西方素描刻画人物被当地老百姓形容为阴阳脸的瓶颈。

　　为向人民群众学习民间艺术形式，鲁艺还成立了泥娃娃创作组，向当地民间艺人学习，创作了一系列反映边区人民生活及风俗的小型彩塑。题材、手法和审美情趣都直接源于民间，在保留民间泥人特点基础上，还进行一系列创造性技术处理，造型上高度夸张又不失真实，遵循民间的用色规律，鲜艳而又明快大胆，洋溢着喜庆吉祥的生活气息，对传统民间泥玩具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完全摆脱了对西方雕塑的模仿，受到老乡们的喜欢，当地老百姓甚至愿意用二斗小米换一个小泥人。在当时，二斗小米可以够一个农村娃娃吃两个多月，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有的泥人作品还被国外友人收藏。

　　《讲话》最初的出发点是解决当时延安出现的一些值得警示的新问题，但在历史变化、现实要求的多因素条件下，逐步发展为国家文艺的政策性“文件”。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是将文艺纳入整个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来看待的，《讲话》精神成为未来新中国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

　　（作者单位：南京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