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政治中极为重要的行动者，政党在西方国家诞生伊始的主要角色乃是充当国家与社会的中介。然而，在关于西方政党政治的研究中，针对政治竞选的研究一度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对此，马丁·哈罗普以及威廉·米勒曾指出，“与选举相比，对竞选活动的研究是文献中的一个主要空白点”。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西方公民选举权还未扩大，或者说在扩大的初期，人数还不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政治资源；另一方面则是在西方政党政治发展初期，由于强烈的政党认同感，竞选活动对于选举结果几乎没有影响。随着公民选举权的扩大以及西方政党与民众间的疏离，政治竞选活动的重要性越发体现。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算法等技术在西方政党竞选活动中的实践以及暴露出的问题，近年来针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备受学界关注。

　　西方政党政治竞选模式的四个阶段

　　一般而言，技术的进步总能引发政治竞选模式的变化。例如，印刷品的出现使得政治意识形态得以广泛传播；广播、电视的发明增加了选民对于竞选者直观的感受；互联网的产生则改变了政治传播的方式。目前，西方政党政治竞选模式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技术的使用，西方政党政治竞选模式正在向第四阶段发展。

　　第一阶段，大致发生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50年代。19世纪初开始，印刷机被广泛应用于政治传播之中。这一时期的西方政党通常代表着特定群体的利益，因此党员与政党之间关系较为紧密，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较强的动员与号召能力。在这一阶段，公共领域的政治传播也以党报等党内出版物为主，民众被视为被动的政治参与者。

　　第二阶段，大致发生在20世纪60—80年代。这一阶段的出现一方面受到电视等大众媒体的推动，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变迁导致传统上层阶级的失宠以及阶级分野的弱化。由于政党认同感与忠诚度的下降，政党不仅需要运用电视等大众媒体来动员民众，还需要向选民推销他们的竞选纲领。

　　第三阶段，也被称为“后福特主义”阶段，带有“美国化的竞选风格”。这是因为，与欧洲传统意义上的政党选举不同，美国的选举政治是以候选人为中心，党派更多充当一种选举标签的角色。随着选举过程中对于数字技术的使用，欧洲政党的组织结构也开始向美国化转变。互联网等新通信技术的使用，使西方竞选工具或机制随之发生“专业化”改变，而政党的权力结构也开始向领导人以及外部转移。同时，政治竞选的整体风格也更加商业化，选民被定义为消费者，而非忠诚的党员。

　　第四阶段，即数据驱动阶段。标志性开端是奥巴马在两次竞选活动中利用社交媒体直接与民众交流，并采用数据驱动的策略，运用大数据以及算法进行政治竞选。这一阶段，数字技术以及数据占据核心地位，政治候选人试图在数据收集以及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即时通信以及信息精准投放的方式重塑公民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西方政党政治竞选模式的新特征

　　针对第四阶段名称的界定，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除了数据驱动阶段外，还有学者将之称为媒介化竞选阶段。无论是数据驱动还是媒介化竞选，都体现着当下西方政党政治竞选模式的特征。

　　第一，政治媒介化。政治媒介化意味着媒体在西方国家的政治领域中无处不在。因此，杰斯珀·斯特伦拜克等人认为，这一阶段的核心是“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媒体在深深融入社会不同领域的同时变得越来越具备影响力”。媒介化带来了一种交互式的政治传播形式，即政治传播关系不再由主动的传播者与被动的听众组成，而是一种理论上双方能够直接沟通的方式。

　　第二，个人中心化。在西方政党政治发展进程中，欧洲与美国在组织形态与权力结构上有着较为显著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在第三阶段开始变得模糊，到了第四阶段则更加明显，媒介化的政治竞选往往让领袖个人脱颖而出。为了顺应当下政治传播环境，表演型政治在西方国家盛行。政治人物需要通过策略性地运用社交媒体等媒介平台，在公众面前建构自身的特定形象。在此过程中，领导人个人的重要性被极端放大，政党的政治纲领及政治议题则处于次要地位。

　　第三，组织专业化。由于大数据、算法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使用，专门技术人员以及顾问的作用极大提高。自2012年奥巴马运用数据竞选连任以后，西方国家便习惯性聘请数据军团参与政治竞选。新阶段，西方政治竞选人的顾问及辅助人员需要具备处理数据、进行建模以及预测结果等能力。因此，如今西方国家中不但专业化的政治顾问协会蓬勃发展，学校也在有意识地培养相关人才。

　　第四，传播精准化。数字技术的发展使西方国家选举结果具有可预测性。有研究证明，运用支持向量机以及人工神经网络等技术，可以成功地将政党候选人对相关问题的定义及其政党隶属关系进行线性分类，通过统合以往类似问题最小化经验误差及最大化几何边缘区的情况，预测投票结果。因此，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西方国家政治候选人一般会对“摇摆选区”进行人为干涉。这就导致算法营销成为西方政党竞争的主流。在技术帮助下，每一个选民都可以成为被量身观察的微观目标。通过将选民分解为多样的群体，西方政党竞选团队正精准地实现信息传递，进而影响民众的投票。

　　当下西方政党政治竞选模式的弊端

　　上述西方政党政治竞选的新变化，继承并加重了西方政党政治所面临的一些困境。

　　第一，导致资本凌驾于政治之上。在选举中，选民对于候选人的“印象”大多是由媒体所塑造的。根据吉安皮耶特罗·马佐莱尼与温弗里德·舒尔茨的观点，媒介化的政治是一种失去自主性的政治，其依赖大众媒体，并被大众媒体塑造。在2022年的法国大选中，马克龙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他获得了绝大多数法国媒体的支持。然而，媒体本质上是资本的工具。例如，自2016年以来，法国95%以上的主流传媒被控制在法国最富有的7个家族手中。随着政治媒介化的程度加深，政治也越发被资本俘获。

　　第二，加剧西方政党衰退进程。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不断有学者提出“政党衰退论”，并认为西方国家政党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极致，未来政党总体将进入不可抗拒的衰退期。随着西方政治竞选中领袖个人作用的不断放大，政党领导层将越来越独立于他们的基层组织以及追随者，党员人数减少、政党规模缩小、党内人员年龄老化等发展难题不可避免。

　　第三，致使政党治理功能弱化。目前，西方国家政党为了赢取选票，正逐步淡化原有的意识形态、阶级身份和政治目标。更为重要的是，数据驱动下的政治竞选候选人所需的辅助人员往往都是技术型人才，他们的任务大多只是助推候选人赢得选举，为竞选所制定的公共政策只是为了迎合选民兴趣，并不一定符合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需要。

　　第四，引发代议制民主危机。西方选举政治的典型特征是在一定期限内，通过大规模选举，将选民的意愿转化为对政治候选人的确认。换言之，民众通过投票来选择能够代表其利益的候选人。但是，技术在政治传播中的使用将会对民众的选择产生控制效应，进而加剧西方民众政治主体性的丧失。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加快数字化发展与建设数字中国的政治保障研究”（21AZD02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