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禁忌（taboo），人们往往会想到对人性的束缚或者是科学的对立物，很少会留意禁忌在孕育其产生的文化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个词已经被污名化了。但各个文化体系都有着自己的禁忌且这些禁忌长时期存续，因为禁忌其实也可以是一种风险预防手段。在一些社会形态较为原始的地区或者文明中，禁忌依然发挥着作用。更确切地说，禁忌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以具有较强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形式表现出来的、关于风险的信息编码，可以被用于指导生活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人们作出合理选择，规避风险。本文将简要地谈谈禁忌与风险及科学的关系。

　　禁忌是风险应对经验的总结

　　我们可以从两个事例出发来理解禁忌与风险的关系。

　　据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考证，在新几内亚岛上的狩猎部落中至今还存在着这样一种禁忌：猎人出门追踪猎物时不能在枯死的树木下宿营。这一禁忌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降低猎人在野外宿营时被倒下的枯树砸伤的风险。表面上看，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也许并不高，但狩猎是当地人获取动物蛋白的主要手段，这就意味着有关活动会贯穿其一生，长期来看其被枯树砸中的可能性就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低了，这其实也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的道理所在。若再考虑到夜晚休息期间人的警觉性和反应能力都会降低，那么确立在宿营时避开枯树的禁忌就是一项合理的风险预防措施。

　　又如“同姓不婚”是在许多文化体系中都广泛存在的婚娶禁忌。在韩国，“同姓同本不婚”的习俗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多次修法后才逐渐被放弃。现代生物遗传学已经揭示出近亲结婚的种种弊端：这种做法既可能提高基因缺陷发生的概率，也可能降低基因重组的可能性从而也就降低了整个族群的基因多样性和适应性。但在没有生物学和基因学的过去，人们是如何确立这一禁忌的呢？那就是通过观察和实践。古人发现了同姓结婚更有可能生出不健康的婴儿，而在古人较为有限的活动范围之内，同姓不婚基本上就把近亲结婚的可能性囊括其中了。

　　通过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禁忌看似专断、不容置疑且表面上常常裹有文化的装饰物，并伴有种种仪式活动，因而显得有些神秘。但其内核是清晰的，那就是把长期实践活动中对各种风险的认知通过禁忌的方式固化下来，从而增加群体成员乃至整个群体的生存概率。从这个角度来看，禁忌不是文化上的束缚，而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是对风险的应对之道。

　　禁忌何以成为禁忌

　　考察社会形态较为原始地区的禁忌可以发现，各种禁忌多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在群体内传播并在世代间延续，在传播过程中伴有各种仪式性的活动来达到令接收者对其印象深刻的目的，如果掀开文化这层面纱，禁忌是风险应对手段这一内核便显露出来。但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答，那就是禁忌是如何形成的，换句话说就是对风险的认知何以通过禁忌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要从禁忌的属性和实施方式入手加以理解。从属性上讲，禁忌不仅是一种文化或宗教习俗，更是一种具有较强约束力的社会规范（social norm），违反禁忌的行为会受到各种社会性的惩罚，这促使禁忌内化在社会成员的头脑中。一种社会规范上升为禁忌之后，它可以通过启发式（heuristics）的方法帮助行为人在相应的环境下无须反复思考快速作出决策，就仿佛打开一个行动开关，这保证了禁忌的指向目的——规避风险的顺畅实现。

　　正如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共同体内会自发产生有约束力的社会规范，这些社会规范帮助共同体应对该群体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共同体会根据其在性质上的差异，区别对待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也就是说惩罚力度是分等级的。考虑到禁忌所针对的行为有些会带来严重危险，有些则可能危及群体的长期存续，因此把社会规范上升为文化禁忌本身就是对风险程度的一种判断。这样才可以理解为什么违反禁忌的行为常常会面临比较严重的群体性惩罚：行为人轻则会遭受声誉的贬损，重则有被驱逐出共同体的危险。

　　禁忌一般通过启发式方法得以实施，这是指人们在复杂的环境下依赖简单的规则快速作出选择。与现代人相比，古人所面临的生存环境要险恶得多，在视野受限、时间紧迫，而又缺乏可供利用的现成经验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作出合理决策？最为简捷的方法之一就是根据特定的环境打开相对应的禁忌开关。也就是说，决策人可能并不需要清楚了解风险什么时候发生，以及可能在何种条件下发生，只要通过识别所处的环境选择相应的禁忌就可以避免出现最糟糕的结果，这就是禁忌的运作方式，也是实践理性的具体体现。正如德国学者格尔德·吉仁泽（Gerd Gigerenzer）所认为的那样，掌握了简捷的启发式方法，才让只具有有限理性的人类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生存，并取得今日的成就。

　　禁忌与科学不是二元对立关系

　　试想一下，一位接受过科学洗礼的现代人来到前述狩猎部落所在的区域观光考察，在宿营时他选择了一棵枯树周边的位置。当地向导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对的，但又讲不清楚危险具体有多大。这位现代人学过统计学，而且也知道这一区域未来几天天气都不错，于是他坚持在这个位置宿营过夜，而他的向导则躲得远远的，被其好生嘲笑了一番。从统计学上看，这位现代人的选择所带来的风险低到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偶然狂风大作并吹倒枯树的概率的确不高，而那位向导看似被他从小习得的禁忌束缚住了。但这位向导其实也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与那位现代人相比，他可能并不只是偶尔在野外宿营，考虑到这种选择发生的频率，避开枯树其实是一种很好的规避风险的策略。此外，作出这种选择对信息量的要求也比较低，他根本不需要了解当天的天气状况，只要遵守禁忌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风险。

　　在现代社会同姓结婚早已司空见惯，这当然不是因为人们不再防范近亲结婚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而是因为现代人有了更好的基因鉴别技术和相应的信息保存手段。这样法律就可以直接对近亲不得结婚做出禁止性规定，而不用再求诸较为粗糙的禁忌，毕竟同姓只是近亲的一个代理指标。从这一点来讲，“同姓不婚”反而成了不必要的限制。但禁忌的有效性从来不是超越时空的，考虑到禁忌产生时的环境和技术条件，类似“同姓不婚”这样的禁忌无疑具有容易识别和易于执行的优点。就此说来，禁忌不仅有其发挥作用的时空背景，而且其简便易行的特点对于现代风险管理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

　　综上所述，禁忌和科学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不宜简单地把禁忌与迷信活动等同起来。一些禁忌仍在影响人们的决定，就此说来，“入乡随俗”并不只是一种礼节，还是对未知环境或风险所应持有的谨慎态度。或者如美国学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所言，许多禁忌都经过了遍历性的检验，值得我们慎重对待。即便是那些已经被替代的禁忌，考察其历史起源和运作方式，不仅可以使我们感同身受地理解先辈们所经历过的考验，而且可以为应对今后的挑战提供宝贵的经验。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