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与此同时，自然、环境、资源等问题也日益突出。生态研究的重要性日渐凸显，生态与语言的相互作用受到广泛关注，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亦应运而生。生态语言学既强调语言使用者对生态的认知，也突出语言对生态的塑造。具体而言，人与生态的关系和语言之间是相互构建的，语言既可以反映其使用者对生态环境的态度，也可以反过来影响甚至塑造经验主体的行为模式。A. Stibbe在《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与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一书中将话语分成破坏性话语、模糊性话语和有益性话语三类，认为有益性话语能鼓励人们保护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有益于生态可持续发展。因此，探讨语言与生态的相互关系，挖掘语言使用者对生态环境的态度，对推动有益性话语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文字与语言相互切合、相互影响。本文将以江永女书为例，通过分析女书词汇的形态和语义特征，揭示汉语方言文字的生态性，呼吁构建有益性话语，推动中国语言学学科发展。

　　女书植根于特定环境

　　女书流传于湖南省江永县及其毗邻地区，仅供女性使用，是世界上唯一女性专用的文字。女书记录的是江永方言，其社会方言音节文字的属性决定了其词汇与江永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和当地人的心理环境等紧密相关。

　　一般认为，女书是假借汉字偏旁的音节文字。从表面上看，女书和汉字的形态结构有相似之处，但也可以发现明显区别。下面试举几个例子：“清”和“情”对应的女书字如汉字一样，右边的部分完全相同，但“青”和“声”对应同一个女书字；“吉”和“洁”对应同一个女书字，但“青”和“吉”对应的女书字也有共同的部分；“洁”和“清”在汉字中左边的表意形旁都是“氵”，但其对应的女书字左边的部分并不相同。事实证明，女书的形态结构与汉字并不相同，女书的构件偏旁并无表意功能，一个女书字即可视为一个完整的意义或功能单位。

　　女书造字受民间图案影响较大，形态结构表面上像汉字，但并未沿袭汉字形态的内在规律，呈现出不成熟性和无系统性。陈其光在《女字的造字法和用字法》一文中指出，女书有基字、派生字和双体字三种造字法，虽然基字由楷书汉字变形而来，但严格意义上，没有一个女书字与汉字同形。究其原因，其一，受封建社会制度影响，江永女性无法接受规范教育，大都不能识别汉字（当地称“男字”），因此无法掌握汉字形态规则。其二，女书的“传习”并不是通过学校或私塾教育，而是长辈传给晚辈，“传习”制导致不同传人书写的女书可能存在细微差异。女书的形态特征既反映江永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也映射出她们的心理环境。她们虽然处于从属的社会和家庭地位，但受遗留的母权主义影响，积极向上，创造了区别于汉字的文字，并将其通过不同媒介在特定区域内流传，达到心理和精神上的平衡。

　　女书体现人与社会及自然的和谐相处

　　任何语言的词/字之间的语义都会发生关联，常见的语义关系有近义、反义、一字/词多义、同形同音异义（包括同音异形异义、异音同形异义和同音同形异义）和上下义。女书词汇的典型特征是异体字，即一个音节对应多个功能和意义相同的女书。异体字实则语义关系中的同音异形同义现象。彭泽润在《江永女书音节文字中的异体字和同音字》一文中指出，女书异体字中，一个音节对应10个以下异体字的有691个，占78%，一个音节对应的异体字最多达50个。这两种语义现象反映了女书流传区域独特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江永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区域，境内除了汉语西南官话、瑶语等外，还有一种“土话”。当地这种土话又分为城关方言和桃川方言两大方言区，而且即使是同一方言区的语音差异也较大。当地瑶语内部方言也很复杂，有“隔山不同音，隔河话不同”之说。为更好传达和辨别语义（并非所有江永女性都识别女书，无法识别者则会请她人朗读），女书使用者基本上以音定字，也就是说音相同即可用同一女书代替。因此，江永独特的自然生态孕育了同音同形异义现象。此外，由于缺乏规范教育的制约和 “传习”制的影响，不同女书使用者书写同一女书时可能会产生误差，因而产生了同音异形同义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同音同形异义和同音异形同义女书词汇的使用并不影响交流，因为她们可以通过语境对语义进行辨别。

　　文字是语言的记录载体。一般而言，语言中实体名词的形/音往往能与其所指产生直接联系。据考察，女书中确实不乏此类实体名词，听者仅从女书的音节便能推测出所指客体的显著特征。例如，“蚱蜢”对应的女书发音为 y?藜33 kou35 m?藜?耷55，其分别对应汉字中的“夜”“狗”和“婆”三个字，这三个字分别惟妙惟肖地体现了蚱蜢夜晚活动的生活习性、狗一样的长相和繁殖能力强的生理特征。又如，“蜗牛”对应的女书发音为y?藜33 iou42 m?藜?耷55，其分别对应汉字中“夜” “游”和“婆”三个字，同样地，这三个字将蜗牛昼伏夜出的生活习性、游走而非爬行的行动方式，以及繁殖能力强的生理特征形象地体现了出来。再如“先生”（指老师）对应的女书发音为si44 swow44，对应汉字中的“西生”，按照当地习俗，老师如果来家中做客，会被安排坐在西边的位置。以上词汇用所指客体的显著特征对客体进行命名，换言之，词汇的所指客体能对词汇进行语义阐释，这反映了江永人对自然环境和风俗习惯的尊重与认可，体现了江永人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和谐相处。

　　女书体现对社会进步的追求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反映人类对客体的经验和认知。女书的独特性与其所处生态环境的独特性紧密相关，也反映了江永女性对生态环境的认知和态度。女书词汇的形态特征和语义特征映射出江永女性的心理环境和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体现了她们对生态环境的友好和谐态度，因此女书词汇具有高度的内在生态性。

　　从表面上来看，女书的创造为江永男女之间的交流制造了障碍，具有潜在的生态破坏性。但是，在当时的封建制度下，女书的创造和女书作品的流传对破除男女不平等、抑制不利于社会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因素起着积极的正面的作用，属于有益性话语，有利于当时江永社会生态的进步和发展。

　　女书是江永方言的文字符号，是奇特的中国本土语言资源，它不仅是符号系统，更是知识和文化系统。中国是世界上语言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因而语言资源的保护任务也十分艰巨。语言学研究者应该积极挖掘中国本土语言资源，为语言资源的保护甚至开发利用作出应有的贡献，推动中国语言学学科的发展。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优秀青年项目“基于生态语言学的女书作品语言研究”（18B52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