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国家层面的语言理念已成为影响世界语言政策的重要因素，然而目前大多数相关研究对此关注明显不足。推进此类研究，应该从国际法视角考察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法律效能，全面梳理各类国际组织历年来发布的涉及语言问题的文件，以发现特定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历史演进，比较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异同，揭示这些语言规划观背后的语言意识形态差异；同时，重点考察部分国际组织真实的语言生活状况，揭示其语言理念和语言实践之间存在的差距及其原因。

　　国际组织通过不同形式发挥影响力

　　国际组织的公约一般具有法律效力，而建议书和宣言则不具备。建议书和宣言虽属于“软法”的范畴，但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功能。第一，宣示功能，陈述有约束力的国际法的存在；第二，解释功能，澄清（并补充）那些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书；第三，催化功能。国际组织发布的一些纲领性方案，可以倡导新理念，在语言政策领域发挥开创性作用，催生新的国际法。

　　国际组织相近主题的文件常常彼此呼应和观照。这些文件常常使用“本公约（宣言）遵守、回顾、重申、基于、考虑到×××组织的×××条款”之类的语言表述，共同建构起现行的国际法律框架。这方面的研究需要基于法律文书大数据，通过互文性研究，以获得令人信服的结论。

　　为促进相关研究，需要考虑以下一些问题：如何向特定的国际组织推荐可能需要的国际倡议？谁有权提出语言政策基础文书，是专家学者、智库，或是政府？制定、通过、认证及解释国际组织准则性文书，具体有什么样的程序和惯例？许多国际组织在编制公约和建议书草案时，常常会召集一个由国际专家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对提交大会的草案进行初步审查和修订，怎样帮助更多中国学者出现在这类特别委员会中？

　　国际组织虽然理论上无法跨越主权，干涉成员国语言政策，但可以通过发表宣言、达成协议、颁布法案等方式，为会员国提供关于本组织关切问题的国家立法和政策指导，还可以通过定期发布监察报告来监督成员国，从而影响成员国的语言政策。

　　在与成员国的长期互动合作中，国际组织大多发展出一个多层次的影响机制。然而，关于国际组织对成员国语言政策影响的实证研究，国内还未见实质性成果。在这一领域，还有许多亟待研究的话题。例如，国际组织语言政策通常有什么样的传播模式？具体通过哪些机制来影响成员国语言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发挥效力？另外，成员国影响国际组织决策的路径与机制也是有待研究的新领域。

　　不可避免留下时代印记

　　全面梳理特定国际组织历年发布的涉及语言规划理念的文件，可以发现国际组织语言观念的演进。

　　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例。教科文组织成立于二战结束之际，当时大量亚非拉国家纷纷独立，采取推广民族语言、废弃殖民语言、实施全民扫盲的语言政策。教科文组织大力倡导“母语教育”理念，呼应了新独立国家的扫盲需要，满足了刚摆脱殖民统治国家的民族语提升和推广需求。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受欧美民权运动的影响，以“语言人权”为核心的语言观受到教科文组织的关注，教科文组织派代表参加了“世界语言权利会议”，并签名支持《世界语言权利宣言》。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小族语言的生存危机，“濒危语言”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于是教科文组织开始大力倡导“语言保护”观念。进入21世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的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均涉及语言问题，教科文组织及时提出了“面向发展”的语言观，通过推广母语教育、保护语言资源、发展语言经济，实现个人和族群的可持续发展，避免了以往“见语不见人”的弊端。

　　理念差异反映组织性质差异

　　不同国际组织成立的初衷不同，关注的重点有别，运作的方式也有所差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贯重视母语问题。因为母语既是最佳的基础教育教学媒介语，又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根本保障，而教育和文化都是教科文组织关注的核心内容。

　　世界银行关注语言教育的经济回报功能，因此认为相较于母语，国家通用语和国际通用语教育可以更好地促进人力资本发展，有助于摆脱贫困代际传递。近年来，世界银行渐渐淡化其“金融银行”的角色，更加注重发挥“知识银行”新功能，涉及通用语语言能力提升的发展援助项目逐渐增加，贷款资金额度也在不断增加。

　　经合组织长于收集和分析数据，常常就经济、教育、社会治理、环境保护等状况发布调查报告，提出政策建议。在这一过程中，经合组织一方面提出一些新理念，利用其话语优势，引导语言政策走向。比如，数据表明“外语教育水平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英语能力有助于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与世界接轨”等都隐含着语言教育理念。另一方面，经合组织基于其研发的指标，不定期地发布语言能力调查报告，基于评估数据进行排名，树立标杆，形成竞争机制，以促使各国在某些语言的教育方面加大资金和资源投入。

　　有意识提高汉语影响力

　　为了解国际组织中汉语的实际地位与使用状况，有学者从大量的国际组织中抽取了九大类较常见的国际组织，涉及民族、宗教、教育、公务、文化、工商贸、法政军、医卫和体育领域，并对这些组织的官方语言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发现，各类国际组织的官方语言绝大多数是欧洲语言；国际组织官方语言使用率最高的十大语言尚不包括汉语；汉语在国际组织的使用率不到0.5%。还有学者专门对中文在联合国系统中的影响力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文在联合国系统中的影响力明显不足，在联合国5个主要机关和重要的15个专门机构中，中文法定地位得到确认的还不到一半；即使在获得法定地位的组织中，中文的法定权利也未得到充分行使。究竟是哪些关键因素导致了上述结果？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目前相关研究还很匮乏，亟待补齐。

　　中国倡导发起了一些国际组织，其语言政策的影响力是一个崭新的话题。近年来，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开始参与一些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制订工作。2014年6月，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苏州合作召开“世界语言大会”，并发表《苏州共识》，提出了全面科学的语言能力定义，倡导以科技创新提升语言能力，建议在网络空间保持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这些共识都是中国学者的智慧结晶。2018年9月，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长沙举办“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通过了《岳麓宣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岳麓宣言》明确提出了保护语言资源的最新思想，并为参与国制定保护语言多样性的行动计划提供了指导，倡议制定语言资源保护的国际标准，开发新型“世界语言地图”，建设实体或虚拟的语言文字博物馆等。

　　《苏州共识》和《岳麓宣言》在各国的宣传报道情况如何？在国际学界，相关学科学者对这两个文件的研究状况如何？两个文件提出的语言理念和具体倡议对各国政府或其他国际组织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类研究可以帮助中国完善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机制，加快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步伐，为中国语言政策的研究提供国际视野和实践参考。但是，可惜的是目前还没有见到这方面的研究。随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广度和深度的提升，语言政策研究需要不断开阔视野。为此，大力推进国际组织语言政策和语言实践研究势在必行。

　　（作者单位：南京晓庄学院、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