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发展缓慢，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推广儒家文化分不开，于是把目光投向儒家文化，期望从中汲取促进俄罗斯发展的营养，因此出现了译介、研究儒学的高潮”。经过几代汉学学者的努力，俄罗斯翻译了大量儒家典籍，奠定了俄罗斯汉学的坚实基础。“四书”“五经”历来被认为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之作。俄罗斯著名汉学家科洛克洛夫认为，如果不能深入理解“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就无法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因此，“四书”“五经”在俄罗斯的译介工作尤为令人瞩目，近三十年来取得了丰硕成果。

　　《论语》是苏联解体后“四书”当中俄语译本最多，也是俄罗斯民众耳熟能详的儒学代表作。《论语》在俄罗斯的广泛传播与大众的兴趣相关。在俄罗斯人眼中，孔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了解其思想，有助于理解中国人的思想。因此，众多研究儒学的俄罗斯汉学家都加入了译介《论语》的队伍当中。《论语》的第一部俄译本早在1910年就问世了，之后又出现了多个各具特色的译本。马良文翻译的《论语》于1992年出版，并分别于2001年、2007年再版。1994年，西门诺科出版了《论语》全译本，1995年再版。1998年，卢基扬诺夫从哲学角度翻译了《论语》。1998年，贝列罗莫夫的译本出版，译者不仅总结了历代俄语《论语》译本的精华，而且对孔子学说进行了大量注释。该版本除译文外，还收录了孔子生平成就、儒家学说研究以及对儒学前景的展望，被视为俄罗斯学界目前最完善、最系统的《论语》译本。马尔德诺夫翻译的《论语》于2000年出版。在序言中，译者对“德、仁、礼、文”等儒学术语进行了详尽解释。《孟子》最早的俄译本是巴·斯·波波夫翻译的《中国哲学家孟子》（1904），该译本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1998年，该版本再版。1999年，弗·谢·科洛克洛夫翻译的《孟子》出版，加入了人名、地名的简介和索引。2000年，马尔德诺夫和佐格拉芙合译了《孟子》一书，收录在《经典儒学》第二卷中。2016年，伊·伊·谢苗年科的《孟子》译本出版，附有汉代经学家赵岐和宋代理学家朱熹对《孟子》的注疏。2003年，卢基扬诺夫编辑的《儒家经典〈中庸〉》出版，里面收录了四位译者的《中庸》译本：柯尼西的《中间与恒在》、布罗夫的《中庸学说》、卢基扬诺夫的《遵循中庸》与尤盖的《中间—平常》。2004年，科布泽夫重译了《大学》1986年的版本，该译本更为完善，被收录到“四书”译本之中。

　　在“五经”中，近三十年新出的《春秋》《易经》都是修订再版的。1993年，科布泽夫对休茨基于1960年翻译的《易经》进行了补充修订，在新版本中加入了前言、阐释、附录，以及有关休茨基生平与学术活动的内容。2005年，卢基扬诺夫也在休茨基版本的基础上重新翻译了《易经》。1999年，1876年出版的《春秋》再版，其中加入了注释，并附有杰奥皮克的《东方古代编年史〈春秋〉量化分析初试》《8—10世纪至今的东亚社会政治史趋势》；卡拉佩塔吉亚恩茨的《〈春秋〉与中国古代“史书”中的礼》《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春秋〉》。20世纪90年代初，克拉芙佐娃重新翻译了《诗经》中的20首诗篇，被收入《古代中国诗歌》一书中。（第一部《诗经》俄文译本，于1957年由施图金完成，被著名汉学家费德林评为“第一流的译作”）2015年，阿布拉缅科出版了新的《诗经》俄译本。2014年，马伊奥洛夫完成了共计1149页的首部《尚书》俄文全译本，该译本工程浩大，质量优良，在俄罗斯汉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尚书》新译本的问世具有重要意义，反映出儒家文化在俄罗斯的影响不断扩大。最后，《礼记》在苏联解体后没有新的全译本出版。据笔者所知，只有克伊顿在撰写其副博士论文——《经典儒家学说〈礼记〉与17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礼》的过程中，重新翻译了《礼记》的第1章和第35—37章。

　　苏联解体后，许多译者把翻译和研究结合起来，使得“四书”“五经”的翻译更加科学。一些汉学家既是翻译家，又是研究型学者，他们的译著扩展并深化了俄罗斯民众对中国儒学思想的理解。例如，贝列罗莫夫作为著名汉学家，长期致力于《论语》的翻译与研究工作，被称为“莫斯科的孔夫子”。他极为强调要建立儒学与现代社会的关系，认为儒学不是哲学而是伦理，其功能是协调人、社会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其著作包括《中国政治历史上的儒家和法家》《孔子的言论》《孔子：生平、学说、命运》《中国政治历史上的儒家与法家》《儒教传统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等。其中，《孔子：生平、学说、命运》一书对孔子和儒学作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李明滨教授表示：“该书是俄国历来最有分量的一部研究孔子的著作。对于儒学在俄国的传播与普及具有重要意义。落脚点是孔子学说的现代意义。” 再如，卢基扬诺夫作为翻译家，先后翻译了《道德经》《论语》《诗经》《易经》等中国古代经典。作为研究者，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化与东方哲学问题研究，在道家思想研究方面成绩尤为显著，试图发掘道家哲学的文化根源，主要著作有《道与德：早期道教哲学（黄帝、老子、庄子）》《道德经：前哲学和哲学》《东方哲学的形成：古代中国和印度》《老子与早期中国道教》等。又如，克拉芙佐娃从文化学角度研究了中国古典诗学、古代诗歌、中国文艺理论，力求使译文从内容到形式接近原作，准确传达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蕴。赵茂林表示，克拉芙佐娃“以文化人类学、神话学的方法来观照《诗经》”，探求中国诗学传统的起源与特点，视角独特。

　　整体而言，“四书”“五经”中，除《论语》外，近三十年新出的译本大多是老一辈翻译家经典译本的再版或修订本，新译、重译情况较少。笔者相信，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取得辉煌成就，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学者投身儒学典籍的翻译与研究工作中，传承老一辈翻译家与汉学家的使命，创造新的“经典”。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俄罗斯汉学研究现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的译介传播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