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建构既要按照经典政治学的规范进行知识积累，也要探索现实政治世界的变化和新的问题；既要对被经典政治学尤其是西方政治学忽视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也要对各种发展模式的新变化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与方法的创新，这一过程与深入研究中国案例或发展模式是相互促进的。

　　近年来，比较政治在政治学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成为推动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如何培养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自觉与自信，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也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

　　理论体系vs.理论范式

　　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离不开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体系”与“比较政治学中各种理论范式”还是有区别的，前者主要是指整体的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体系，而后者主要是指构成这一理论体系的具体理论范式和研究路径，发展模式主要是在研究发展路径的层次上展开的。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体系是由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和议题所构成的特定的政治发展观。尽管它与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在理论上有所重合，但区别也是明显的，即它主要是在经验层面上对政治议题尤其是对世界政治发展进程以及各种发展模式进行阐述。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体系之所以最先出现在西方，是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现代化进程启动和发展较早，西方知识界有各种有利条件对其进行阐述和概括。因此，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产生于西方的理论体系充分反映了西方的发展特色和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它的基本内容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般内容和发展模式问题。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不能因为它是最早的现代化模式而将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完全等同于西方，这是我们研究现代化进程和构建比较政治学理论体系所不能回避的问题。

　　所有国家都经历了传统社会并被卷入现代化进程，有着相同的理性化、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发展趋势。在这个相互依存和融合的世界中，各国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相同的。但相同之中也存在着差异，这主要表现在一些中观议题上，如现代化的时序问题，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是优先构建政治秩序、法治还是推进民主？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政治秩序和民主的关系？进而，也会产生由时序差异所导致的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关系的变化，即在与早发现代化国家相当的发展阶段上，是主要依赖国家还是社会进行治理？尽管各国国情不同，但只有在承认现代化基本趋势相同的基础上来认识各国发展道路的差异性，才能在不同的发展模式之间找到关联性，建立起可比较的框架。

　　殊途同归的比较政治研究

　　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与经典的比较政治学体系或以其他国家为特色的比较政治学有什么区别？应该说，二者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异。因为，如果我们要构建的是一种客观的而不是“种族中心主义”的比较政治学，就需要对世界上各种发展模式做出客观而科学的解释。换言之，如果经典的或以某国为中心的比较政治学理论存在偏差的话，那它就需要被重新建构或纠偏，而不是各国都需要建立一种以本国为中心的理论体系来替代它。

　　政治现象是客观的，政治现代化的路径尽管是可以并应该有所不同的，但趋势是相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存在的。而且，本国的优势不一定是他国的优势，既不能将适合于自己的发展路径说成是普适的，也不能为了建构一种区别于传统的现代化路径或理论而将本国与现代化进程对立起来。这并不是要否定构建本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的必要性。而是说，当我们构建以本国为视角或中心的比较政治学时，首先需要搞清建构的目标和内容。换言之，如果建构的理论尤其是发展理论是客观的，那么以哪一国为典型案例或中心并不会有根本性的差别。以本国为视角并不意味着“种族中心主义”，这与以他国为视角构建比较政治学的过程一样，都是要不断地吸收他国案例进入比较框架。因此，最终是殊途而同归，比较的结论是相似的，这也是构建一般意义上比较政治学理论所要求的。差别仅在于案例分析各有侧重，是以不同的国家为起点和视角来进行比较，还是以本国为中心进行比较研究。由于比较者通常对本国案例会有更深入的解读，也会有更多的需要，因而以本国为中心展开比较研究会更方便，所以多是以本国为案例来构建反映本国发展模式的中层理论，这是完全必要的。

　　以本国为视角的比较政治研究

　　以本国为视角或中心展开比较研究要注意避免“种族中心主义”或狭隘的价值偏好。历史上各种具有“种族中心主义”色彩的理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或者说，构建本国特色比较政治学的目的，是要在世界视野中认识本国发展模式的优点和缺点，而不是要把本国模式说成是最佳或最具普适性的，甚至不一定就是最适合自己的，毕竟改革和变化总是需要的。总之，要进行客观解释。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进行比较研究，进行多国案例或多种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通过对“他者”的了解来认识自身，从而鉴别自己的独特性和共同性。

　　具体来说，当分析一种发展模式时，既要看到它本身的特殊性，也要看到其与世界各种发展模式的共性，看到各种模式之间的共同性。例如，既要看到中国模式和奇迹的特殊性，也要看到这是18世纪以来的英国奇迹，19世纪到20世纪的美国奇迹，20世纪中期以来的日本奇迹、德国奇迹、拉美奇迹、东亚“四小龙”奇迹以及最近出现的越南奇迹、印度奇迹和新的东亚奇迹中的一个，也就是说要在整个世界历史变化的过程中来看待中国奇迹。在分析中国发展奇迹时，过分强调特定差异的制度或认为无法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其实是违背了政治现象的本质特征。比较就是在差异性和共同性之间进行的，完全一样或完全相异均是不能比较的，这是比较政治与国家之间比较的基本特质。认识到这一点，对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路线会有很大的影响。

　　政治发展的现实使比较政治学者和政治家认识到，由于政治世界的复杂性，一方面，各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人们不可能用一种发展模式或一种理论范式来充分解释所有国家的政治发展和政治行为；另一方面，全球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政治发展的趋势是相同的，无论是发展主义理论对现代化一般趋势的阐述，还是多元理论范式对各国发展路径的阐述都有其合理性。因此，我们不应过于强调各种发展观或不同发展模式之间的质性差异，而应着重分析其量性差异和质的共同性，在可对话和可比较的意义上探讨各种发展模式。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发展

　　相对于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学更关注现实政治的发展；相对于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或话语体系，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更关注世界现实政治的发展和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发展，后者是反映其特色的重要内容。当然，着重关注现实政治发展并不意味着不关注理论，探讨现实政治的发展一定要有理论的指导，尤其是要运用比较政治学的相关理论。所以，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一是构建一种具有一定普遍解释力的发展理论，现实可行的是一种中观理论，它可以对中国模式及其相关指标的适用程度做出概括；二是构建对世界各种发展模式可以做出解释的发展理论；三是对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进行重构，构建更能合理解释后发展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发展理论和方法体系。

　　在不同模式的比较中始终有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即我们阐述的发展模式是整个现代化过程的发展模式，还是在特定发展阶段上的发展模式？由于人们对时序差异的判断不同，这一问题常常引起比较的错位。一种观点认为，尽管中国的发展将中央集权体制下的经济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中国正在成为理论构建的一个重要试验场，可以据此研究和丰富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理论，但这仍是在中观层面上进行理论构建，是在提出并验证一种特定发展阶段的模式和相关理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后发展国家尤其是中国正在走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这一道路需要以中央集权为特色的人民民主的强国家治理模式走完整个现代化进程。对于这些不同观点，它们之间的差异是程度上的而非根本性的，两者都对中国现阶段发展的强国家治理模式的有效性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差异之处在于前者主张通过更多的制度改革来适应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而后者则强调治理模式的稳定性。

　　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建构既要按照经典政治学的规范进行知识积累，也要探索现实政治世界的变化和新的问题；既要对被经典政治学尤其是西方政治学忽视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也要对各种发展模式的新变化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与方法的创新，这一过程与深入研究中国案例或发展模式是相互促进的。当前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建构主要集中于经验层面而非理论层面，处于知识及概念积累阶段，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研究主要是进一步挖掘中央集权和强国家的治理方式，从而建构更精细的关于中国政体的制度与策略的解释框架。换言之，要集中于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解释，在试图阐述中国个案的典型意义或理论意义方面展开深入而广泛的比较研究。而目前在这方面的不足，既是因为中国发展崛起的时间还不长，学界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学术积累，也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视野不够开阔的问题。如果我们缺乏世界视野，或只局限于眼前的成就，不进行广泛的比较研究，就无法在解释世界政治发展进程及其各种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政治学。毕竟，对个案的解释再丰富，也不能替代对理论的建构。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