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共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此，晋江市以打造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和社会治理共同体为目标，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为运行机制，以基层议事协商为基本载体，全面开展乡村善治试验。实践表明，以党建引领乡村善治试验的成功，源自其民主协商的精神内核，在运行机制上得益于基层议事会的日趋稳定。

　　基层议事会的三种类型

　　基层议事会由村（社区）党组织牵头组建，根据具体的参与主体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固定式议事会，以“民意听证会”为典型，组成人员为村两委班子成员、党员代表、老人代表和村民代表。不论协商议题性质为何，协商事项涉及多广，固定式议事会构成相对稳定，使得同一批成员得到反复的议事训练，有助于民主意识和议事能力的巩固和提高。

　　二是机动式议事会，以“村民议事会”为典型，一般根据具体的议题性质和涉及范围，由镇（街道）领导或驻村干部、政府部门代表、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利益相关方代表组成。虽然机动式议事会每次参与协商的人员不固定，对协商成本和协商效率有一定影响，对村民的参与能力也有所要求，但由于所议事项与群众利益和集体发展息息相关，参与主体的议事主动性和积极性得以增强。

　　三是兼合式议事会，以 “3+X”模式为典型，“3”代表镇领导或驻村干部、村两委班子成员和监委会主任、利益相关方代表三类人员，“X”即所在村“两代表一委员”、乡村人才、老人协会成员等群众代表，以及法律工作者、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等专业人士，并规定利益相关方代表不少于议事会代表的三分之二、“X”数量不超过议事会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兼合式议事会兼有固定式和机动式的特点，固定参与成员的议事能力得到训练和提高，也很好地激发起相关群体的议事积极性，协商成本可控，协商效率也有所保证。

　　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经验

　　试点期间，坚持党委领导、市镇联动、以点带面、整体推进的方针，积极探索总结符合基层实际的议事协商路径，强化了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初步实现了党建引领下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稳步推进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具体经验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在议事协商过程中密切党群关系，强化政治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议事协商坚持由党组织全面主导，通过对整体流程的引领把控，巩固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党员干部在协商过程中走在一线、进村入户，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提升了开展群众工作的能力，增进了群众的认同感、信任感。乡镇（街）党组织对农村基层协商实施领导的关键，是保证对村两委选举过程和两委班子的政治领导。基层党组织在村（社区）两委选举前，提出新的人选与现任两委班子和村（居）民展开充分协商，务必做到“不协商，不选举”“不一致，不投票”，确保选举能够贯彻党的意图，得到人民拥护，基层两委换届成功率达到100%。在日常议事中，以基层党支部为主导，统筹开展议事会的相关工作，包括村党支部凝练和提出议题、组建议事会、公示协商事项、向村民征求意见、组织召开协商民主议事会议进行民主协商、公告协商民主结果、协商结果的执行监督等，保证整个协商程序公正透明，保障协商结果落地，充分展现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

　　第二，实践“全过程的民主”，完善乡村共同体的自治。议事协商为群众理解上级方针政策、参与公共事务管理、表达合法利益诉求搭建了平台。基层党组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把民主协商全面融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环节、全过程，实践了“全过程的民主”，强化了群众在基层自治中的主体地位，激发了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主人翁”意识，展现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共同体意识。比如，在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各村（社区）党组织牵头召开各类协商议事会5000余场次，协商议定了股权认定过程中的特殊情况，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95万人，有效保障了农民的财产权利，成为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20个典型单位之一。“遇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思维习惯和行为规范在群众中逐渐养成，成为社会基层自治的群众心理基础。

　　第三，以议事会为抓手，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议事协商机制重民主，更重法治。法治既包含国家法律法规和村规民约、自治章程的条文，也指守法守约的法治意识和习惯。依法治理是乡村治理的内在要求，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议事协商机制的主要目的，是在依法保障基层群众组织自治权利的基础上，有效引导群众在反复协商中增强程序意识、规则意识，养成依法办事、依法维权、尊重规则和契约的行为自觉和习惯，运用法治思维谋划基层治理各项工作，以合法合规的方式解决基层各类社会问题，根除部分群众“信访不信法”的旧习。基层议事会是一个平台机制，本身就是规则和程序的产物，其组建运行、议题确定和成效评估，都要依法依规进行，借助议事会机制，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协商习惯，以议事会为抓手，推进乡村治理的法治化。

　　第四，崇尚德治风尚，涵养淳朴文明的乡风。通过议事协商机制，弘扬了崇德向善、扶弱济贫、尊老爱幼、勤俭节俭、和谐敦睦等传统美德，强化了乡村德治的软法约束，与自治、法治互为补充，构建起德法兼治、刚柔并济的运行机制和善治格局。比如，在村民个人之间矛盾的化解中，调解委员会在固守法律底线的同时，充分发挥传统公序良俗对群众心理和行为的引导和约束作用。全市成立的395个村（社区）调解委员会调解成功率达97.4%。在乡村文明建设中，全市395个村（社区）均通过议事协商，因地制宜制定了移风易俗村规民约，有力推动了基层群众行为规范的养成，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婚丧陋俗得到明显遏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也是目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坚持党的领导，以党建为引领，抓住制度建设、主体培育、运行机制等关键环节定点发力，着力构建以基层议事会为抓手、以民主协商为内核、以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为目标的乡村善治体系，是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