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黑人民权运动，到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以来发生的弗洛伊德事件以及大规模反歧视游行，美国一直处于种族主义的大流行病之中。为什么美国种族问题的伤口久久难愈？美国学者阿维迪特·阿查亚、马修·布莱克威尔和玛雅·森所著的《深层根源：奴隶制如何仍旧形塑南方政治》（Deep Roots: How Slavery Still Shapes Southern Politics），试图从历史角度寻找答案。他们认为，奴隶制以及南北战争后种族遗留问题所产生的持久性影响，深刻而又差异化地嵌入美国当代的政治版图中，成为族群政治分化的深层历史根源。

　　美国族群政治差异性起源

　　阿维迪特·阿查亚等学者利用美国县级数据对美国奴隶制的当代影响进行考察，发现南北战争之前对奴隶制依附程度越高的地区，在今天则表现为美国白人的党派自我认同方面更保守、更反对可以使非裔美国人受益的政策（如平权运动）、更多地表达出种族敌意或对黑人好感度更低。可以说，奴隶制的历史遗产影响了美国当代社会的政治态度。

　　从美国内战前的党派形态看，尽管美国南部蓄奴地区和非蓄奴地区存在明显经济分裂，但是奴隶制本身不是分裂选民与政党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就国家政策而言，美国南方的辉格党和民主党都试图把自己定位为奴隶制的捍卫者，所以内战前的突出问题是黑带商业利益和北部地区自由民之间的紧张关系。随着南北战争后奴隶制的废除，白人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地位都受到了巨大冲击。在政治方面，非裔美国人拥有改变政治权力平衡的投票权，白人对政治事务的控制权受到了挑战。在经济方面，重建时期的解放政策，使得白人支付给黑人的工资增加，而黑人的劳动供给时间减少，白人种植园主和商人丧失了使用廉价劳动力的主动权。在社会层面，奴隶制的终结使贫穷的白人和黑人获得了相对平等的法律身份，从而造成了非精英白人的社会相对地位下降。因此，南部白人族群具有极大的动机利用正式或非正式的机制，以填补奴隶制崩溃后留下的政治真空。

　　自奴隶解放后到20世纪初，美国南部社会的最终发展方式是，面对新的政治与经济发展趋势，极力维持现有的种族秩序。南部白人的这一选择，使美国南部社会在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上开始固定于特定的道路，而且阻碍了对于其他路径的选择，这些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奴隶制崩溃后政治与经济激励措施的力量。可以说，从奴隶解放到20世纪是一个关键节点，在这段时期，旧的种族秩序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美国黑带和南部其他地区族群政治态度与行为差异的形成。

　　代际传递加剧族群政治分化

　　美国奴隶制解体和国家重建的历史，从根本上影响了美国当代社会的族群政治分化，并通过行为路径依赖中的衍生机制实现了代际性传递过程。

　　美国的蓄奴历史与当代族群政治分化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持久性关联。随着时间流逝，尽管奴隶制影响的区域间差异在逐步减小，但在种族态度方面，奴隶制的影响是具有代际传递性的，通过代际社会化和制度性强化两种机制，这一过程得以实现。其一，在公民态度与行为领域，“青年—父母社会化小组调查”通过分析白人父母种族偏好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表明代际间的种族态度具有明显的传承性，且随着时间推移而持续存在，这是代际社会化机制。其二，制度性强化与行为路径依赖相互加强，并不断创造反馈效应。在社会重建末期，美国联邦政府干预逐渐减弱，而事实证明，经济激励机制与暴力的可见性，都深刻影响着个人对少数族裔群体的看法。

　　一方面，作为一种维持白人族群统一的策略，种族暴力和私刑以压制黑人的经济流动性与设置政治参与壁垒为目的，将白人团体聚集起来，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暴民心态，强化了白人的统治感。另一方面，在制度与法律上，白人族群通过不利于黑人的法典（主要包括反流浪法）和各种各样的吉姆·克劳法，禁止异族通婚的规定，以及黑人隔离教育等来限制黑人的权利；通过刑事司法系统与地方控制进行合作，利用租赁犯罪降低黑人的外部选择价值，获取廉价劳动力；通过人头税、投票费用的规定、读写能力测试等剥夺黑人的选举权。此外，一些非正式的制度与社会规范，例如“种族礼仪”以及各种语言与肢体的等级暗示，同样用以削弱黑人与非精英白人之间建立联盟的可能性。

　　总的来说，作为行为路径依赖的驱动性因素，代际社会化与制度性强化，在美国地方层面创造了一种族群差异的政治文化。从家庭到学校，从社区到社会组织，美国族群政治的分裂与分化通过不同的行为路径依赖机制实现了代际传递与长期存续。

　　族群政治分化削弱美国民主

　　1960年以来，诸如《民权法案》与《投票权法案》等立法干预，连同民权运动以及随后由非裔美国人和其他团体领导的社会活动，推动和促成了社会变革，减少了黑人和南方白人之间的系统性不平等，也降低了对奴隶制依附程度不同的地区之间的差异。但当代美国族群政治分化的事实依然清晰可见，对美国政治结构与社会的稳定性构成了威胁。

　　首先，美国族群政治分化潜伏于当代政治行为，威胁美利坚民族的内在整合和统一。联邦干预措施虽然在弥合经济与教育的差距上具有一定效果，却不能填平种族差异观念造成的事实沟壑。边界政治的清晰化在引导政府回应的同时，以差异为依据将社会内部分割为不同部分。当政策制定将注意力由公民对国家的认同转移到对少数族群的态度上，就很有可能在推动“多族化”调控模式产生固化之余，因少数族裔自身的封闭性与排外性加强，进而削弱共同体的凝聚力。

　　其次，美国族群政治分化加剧政治极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奴隶制历史的遗产促使美国的政治和政策朝着更加保守的方向发展。自政党重组以来，两党基于种族不断自我分类，政党竞争明显加剧了族群分化的政治化强度。例如，特朗普曾在竞选期间呼吁禁止穆斯林移民，并提出美墨边境分离移民家庭的政策，以压制少数族群进行投票，稀释民主党的投票基数。就两党目前的定位来看，民主党在种族与种族相关问题上主张文化多元主义，相对进步，而共和党更趋保守。然而，在后真相时代，美国社会内部基于价值理念认同的联系，正在逐渐取代原先基于经济政策而建立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党派的立场很难发生软化。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社会危机的叠加，美国政治中种族边界意识的传递，无疑是美国贫富阶层分化加速、政治极化生态加剧以及政治系统僵化的危险信号。

　　最后，美国族群政治分化对当代美国民主的运作形成挑战。当代美国制度设计与民主治理实践的不匹配，实际上挑战了一种假设，即宪法框架内政治围绕体制架构中的增益机制，能够实现良性回馈。尽管囿于权力的规范性制约可暂时达成政治平衡，新民权运动在美国未来社会仍然有可能发生。伴随着美国大选年外溢效应的不断放大，种族主义作为民主的阴暗面，已成为一种极为不稳定的介入性因素。在美国选举制度的运作中，当族群政治分化作为筹码被操控，则很容易以阶层冲突的激化为矛盾爆发点，对民主精神造成扭曲。

　　历史塑造当代政治文化，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面对美国族群政治对全球化产生的扩散性影响，多族群发展中国家应对美国族群政治分化的历史形成与其潜在风险保持清醒认知，更加理性地判断这种差异性对于现实以及未来可能产生的后果。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