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迅速进入后现代叙事阶段，这种后现代主义文学以其魔幻化、碎片化、荒诞化等新奇特性成为当代俄罗斯文学的“主潮”。这种后现代热潮几乎遮蔽了另外一种倾向，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现实主义潜流。在俄罗斯文学界有人称这种现象为“回归”。

　　但我的理解是，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一直没有中断，只不过在后现代主义风行时期处于低潮而已。现实主义文学不同于以现代、后现代命名的先锋文学之处，在于它对人的具体生存境况的关注，即具体现实的条件变化对人的生存所造成的影响。文学提供给人的除了对抽象人性的思考之外，还肩负着为人类建构即时镜像的责任。苏联解体之后直到今天，俄罗斯一直处在艰难的转型时期，因此，人们在以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新奇形式来反观自身处境的同时，也迫切需要从文学中看到当下现实的艺术反映，以消解此在性焦虑。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就是俄罗斯文学现实主义潜流一直存在的根本原因。

　　后现代主义危机：质疑与兴盛同在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并非以后现代主义为绝对主导。如同西方世界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一样，自其产生之初，便同时进入危机阶段。这与后现代主义文学自身的机制相关。因为文学的基本功能是“意义获取”，审美活动是人类意义追求的一种特殊方式，就此而言，如果后现代主义文学只是一味消解意义，那它提供的只能是短暂的形式震惊。因此，在俄罗斯，几乎与后现代主义的兴盛同时发生的，就是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质疑。

　　如最早鼓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批评家弗·诺维科夫，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不断撰写文章，表达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失望。他认为，批评界不应当再起劲地贩卖后现代主义，这不符合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趋势，如果说有某种区别于现实主义的文学，那也不过是“后期现代主义”，而不是现代主义之后的“后现代主义”。而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作家的安德烈·比托夫则称：“任何一种新的潮流，都是某种对旧的起点的回归。……如果说存在着某种所谓后现代主义，也就是说，出现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途径，即如何返回把握自身及周围现实的灵感的旧形式。”

　　出现后现代主义文学危机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情感缺失、现实关怀的缺失等。而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自苏联解体以来整个俄罗斯社会普遍存在的怀旧情结。这种情结既缘于对现实的不满，也是一种社会心理定式的延续。在文学领域，则体现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倾向长期影响导致的心态，如对现实的关切、对英雄主义的追怀、对理想主义的期盼等。后现代主义时代的迅速到来，使得持这种心态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失落感。如批评家伊·罗德尼扬斯卡娅就多次感叹，那种追求真理、在人间重建神圣空间的艺术已经消失了，而真正的艺术，首先是恢复神圣伦理的艺术，其次是维护美好人性的艺术，而随着苏联解体而来的所谓“新时代的艺术”却背离了这样的艺术原则。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有学者提出走出后现代主义的设想。如著名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卡·斯捷帕尼扬就提出了“新现实主义”的概念。他在1992年就提出，所谓后现代主义的结局就是转向现实主义，虽然这已不是苏联时期的旧现实主义，但却是对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有机融合。他说：“我说的新现实主义，是指这样的创作，其作者相信更高的精神实在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并把吸引读者去关注这些精神实在（而不是他们的信仰）作为自己的目标。”显然，斯捷帕尼扬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更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概念转移到新现实主义文学中来了，其目的是使新的俄罗斯文学与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经典俄罗斯文学实现对接，从而再创俄罗斯文学的辉煌。

　　现实主义艺术策略的延续

　　批评家列捷尔曼曾指出，在俄罗斯20世纪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存在一种现象，已经过了高峰期的倾向并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以不同的方式继续存在，并且不时爆发出灿烂的火花。即使是在那些大师级作家的创作中，也可以看到，一方面是不同艺术策略的共存，另一方面是就历史发展而言，较新的方法向旧方法的回返，这些都说明艺术形式演变的未完成性、艺术接受规则的不确定性，以及再度向被弃范式回归的可能性。不错，社会形态的演变会带来艺术策略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不会是一种“逻辑突变”，而只能是在旧策略主导之下新策略的发生。况且，在仍处于转型之中的俄罗斯当代社会，人们更关心的可能并不是所谓抽象的、永恒的命题，而是切身的现实困境。

　　所以，在当代俄罗斯文学的诗学形态中，始终保持着明确的现实指向。后现代主义作品由于采用的是空间叙事，刻意消解时间之维和历史的具体性，如大家熟知的索罗金的《蓝油脂》（1999）、佩列文的《t》（2009）等。而在新时期的现实主义作品中，社会现实的具体含义成为人物活动的实在场景，从而将意义诉求转向历史条件变化对人的存在的影响。这其中又包括了两种现实叙事，一种是对历史事件的反思，一种是对现实悲剧境况的揭示。

　　近十几年来，出现了许多历史题材类的作品，影响广泛。如列昂尼德·尤泽福维奇的《冬天的道路》（2015）。小说再现了20世纪前叶内战期间发生在极寒地带雅库特的故事。主人公佩佩利亚耶夫是高尔察克部队的将军，由于1919年严冬在与红军的作战中失败，被迫与家人逃亡到中国的哈尔滨。他一直寻找机会回国，并于1922年返回西伯利亚，组建志愿部队，与刚刚在雅库特地区建立政权的红军部队继续作战，在历史上著名的雅库特狐狸草甸围困战中再次战败，最后向红军投降。在次年举行的审判中，他被判处死刑。但在雅库特事件中卓有战功的红军将军斯特罗德却为佩佩利亚耶夫求情，最终他被改判10年监禁，而斯特罗德后来则因对待白军残部心慈手软而受到指控，在1937年被控为托洛茨基分子而遭处决。随之，早已刑满释放的佩佩利亚耶夫也被逮捕枪决。

　　这部小说是用一种还原历史现场的手法写成的，当一个民族国家的内战发生之后，原来处于相对稳定的一体化状态的人，却要面临新的艰难抉择。作家把人物置于这种复杂的历史条件之下，来探寻他们生存方式的变化和心灵的痛苦熬煎，试图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之中找到一种为当代人生存提供借鉴的伦理规则。许多评论都注意到小说中两个主人公的死亡所反映的那个特殊年代的残酷性，但实际上，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的根本目的不是回望那个具体的历史场景，而是在那个场景之中发现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灵魂的人。因此，如前述斯捷帕尼扬说的，小说是要吸引读者去关注人的“精神实在”，关注人在“最高现实”中的心灵震荡。就这一意义上说，《冬天的道路》是一部向《静静的顿河》致敬的小说。在佩佩利亚耶夫身上重现了葛利高里的境况，而在斯特罗德身上，重现了本丘克的境况，虽然他们的现实结局不同，但其心灵体验却实现了一种两个时代的对接。

　　这部小说获得了2016年“大书奖”的第一名。有意思的是，2007年和2014年“大书奖”第一名——乌利茨卡娅的《翻译家丹尼尔·施泰因》和普里列平的《修道院》都属此类历史回望小说。乌利茨卡娅的小说描写了受到二战创伤的不同民族、不同身份的人在战后发生的精神危机，小说最终揭示的仍然是某种理想的精神实在——走出仇恨，走向精神的最终和解。普里列平的小说则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发生在俄国著名的苦修圣地索洛维基岛上的故事，记述了数十个人物和家庭在旧时代终结、新时代开始时期所经历的风云变幻、苦乐悲欣，并提出生活的苦难到底是谁造成的问题。由此可见，此类历史叙事作品在当今俄罗斯文坛堪称引领一时风尚。

　　除了此类历史反思小说，更多的作品涉及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现实社会的变化对人的生存及心灵的影响。如尤里·波利亚科夫的《无望的逃离》（1999，直译为《我曾预谋逃离》），描写主人公巴什马科夫一生中对家庭的三次逃离，而这一过程都具有明确的时代标志。第一次是在“16年前”，而当时他在“红色无产阶级团委”工作，这一个标志性名称就把事件迅速定位于勃列日涅夫时代。但显然，在那个时代要想逃出任何秩序都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的两次逃离尝试都失败了。而小说集中描写的第三次逃离就发生在苏联解体后的社会转型时期，小说中随时都闪现出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事物，如自动取款机、炸薯片包装袋、随处可见的英文提示，在这种背景下，“当改革的和煦春风吹起，那些受到旧体制迫害的热爱自由的人们都晃动着触须从各个角落里爬了出来”，于是，巴什马科夫的机会终于到来了，他开始了再次逃离的策划。但最终他还是失败了，不过这次失败不是因为组织不允许，而是社会转型对人造成的“逃离”与“固守”的悖谬机制。时代的变革来了，使每个人静如枯井的心开始复苏，但这种复苏却伴随着致命的盲目性，因为转型必然带来相对的“混沌”状态，所以逃离在逃离者发现并无明确逃离目标的时候发生了无望的终止。如前所述，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仅仅再现某种具体事件与情境，而是在这个情境之中找到具有“典型”意义的问题。而《无望的逃离》正是以巴什马科夫的遭际为读者概括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困境。

　　新复古主义：现实主义命题的复现

　　当我们习惯于把俄罗斯近30年来的时代称为“后苏联”时代的时候，已经意味着这个时代与苏联时代的联系。尽管后现代主义文学也以不同形式对作为历史的苏联加以解构性书写，但意义的形成方式却是散乱的。因此，当代的现实主义倾向文学就肩负起了严肃的反思责任，它的方式就是对旧的艺术命题的重构，批评家兼作家米哈伊尔·格鲁布科夫称之为“新复古主义”。

　　在这个“新复古主义”运动中，也许波利亚科夫是最为抢眼的一个。他从20纪80年代开始步入文坛，而以《无望的逃离》名声大振，甚至有人将其称为“最年轻的经典作家”，并在此后的20年间一直是俄罗斯文坛的热门作家，他所凭借的却是与索罗金相反的现实叙事。如有论者所说，他的小说让人看到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所谓真实的生活，并非一味地以解构的手段处理现实，而是在复杂的生活中发现最能代表生存本质的命题。《无望的逃离》揭示的是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当下处境，有人称巴什马科夫是“后苏联”时代的“多余人”，只不过他身上的“多余性”是帝国解体后的“混沌”境况的产物。而《变革时期的爱情》（2015）仍然延续了他对知识分子命题的思考。如果说巴什马科夫是一个逃离者，那么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盖纳·斯克里亚京就是一个当代的杜洛阿（莫泊桑《漂亮的朋友》主人公）。他出身工人家庭，后来念了某所大学著名的新闻系而步入新闻界。他从大学时代即学会如何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为了加入某个同道组织“骑士团”而出卖同学。而在他进入媒体工作之后又为了自己的利益写文章诋毁政治对手，甚至拿他生活中的爱情做交易，抛弃了深爱着他的恋人，与一个根本不爱他的女人结婚，目的就是投靠报纸主编，然后趁机取而代之。他成功了，但最后却莫名其妙地死去，只是在报纸第六版边缝处有一则讣告。

　　或许对斯克里亚京这类人物的理解可以与另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瓦尔拉莫夫的小说《我的宝贝帕维尔》（2018）中的主人公相对照。小说以白描化的手法描写了20世纪80年代苏联大学生的心理状态。主人公帕维尔·涅波米卢耶夫在远离首都的封闭小镇上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由此形成了单纯的对组织的信任。但当他进入莫斯科大学读书之后，发现这个世界正在变化。他在高年级同学的“教诲”之下，眼光变了，而在这种眼光之下，以前熟悉的乡下生活以及都市的陌生生活都使他陷入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但小说并没有把笔触伸入苏联解体的严酷现实，而是停留在了那个“纯真”年代的终结之处，而帕维尔最终也坚信，无论如何，他不会背叛自己的理想。但问题是，假如这种理想遭遇斯克里亚京的境况，帕维尔会不会同样选择斯克里亚京的道路？

　　所谓“新复古主义”写作，还有一种对旧题材的“重写”。获得2016年“大书奖”的罗曼·先钦的小说《泄洪区》（2015）被普遍认为是向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1976）致敬的作品。拉斯普京的小说总体上是居于俄罗斯“土壤派”书写传统的链条之上，它所表达的是人对作为一种美好生活象征的故土的依恋，以及对未来的新生活的期盼，小说总体风格上仍带有理想化色彩。而先钦的小说则更重在描写时代的断裂对人的生存及心灵产生的影响，更侧重于展现某种衰败的景象和心灵的危机。拉斯普京的告别还伴随着新的希望，而先钦笔下的“告别”则含着绝望的敌意。《告别马焦拉》中的老太太达丽娅活着告别了自己的家乡，而《泄洪区》中的娜塔丽娅则在小说开头就迎来了她的死亡；《告别马焦拉》中的农民最终迁往了国家为他们造好的新居，而《泄洪区》中的农民被以暴力拆迁的方式驱离故土，并且小说还以这些人迁居到城内的狭仄楼房寓意着生活的隔绝。这一切都展现出新时期现实主义小说更沉重的思考。即，新时代的俄罗斯人将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如果祖地的坚守变为不可能，那么，新的生活将如何重建？这不仅是俄罗斯当代的现实主义文学所要做出回答的问题，而是整个俄罗斯人民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